张发奎为何特别反共 张发奎亲共为何终反共:要做汪精卫的“赵子龙”
核心提示:然而,张发奎虽然"容共",却从未想过参加到共产党这一边来,这是其历史局限。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的时候,知道孙先生对汪精卫是有所寄托的。从表面上讲,现在先生已逝,汪精卫即使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这个"赵子龙"也要责无旁贷,尽力扶持。
本文摘自《张发奎传》,作者:王心刚,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7月的武汉热得像只大火炉,烤得人不动也在不断冒汗。市民们晚上都不呆在房里,男女老少一人一张凉床,全都跑到露天里睡觉。达官贵人可不用受这罪。他们乘轮船,下九江,跑到庐山上面去避暑。庐山的仙景让他们觉得自己像活神仙。
汪精卫带着一批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们也上了庐山,他不单单是为了避暑,而且还要考虑对付与之分庭抗礼的蒋介石。此时,他下的最大决心,就是"分共",与中共分道扬镳。他特别提醒唐生智、张发奎等将领要注意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的动向。
张发奎自然知道汪精卫的烦恼,但说到"分共",其内心仍是矛盾的,毕竟在北伐中,他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不错,四军能取得如此的辉煌,也与四军中的中共党员英勇作战密不可分的。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国民革命军中有许多共产党人在工作,如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林伯渠、肖劲光、李富春等,都曾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军、师级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张发奎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
张发奎对共产党人进入他的部队似乎并不介意,随着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增多,共产党员在他的部队中也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一个独立团的范围。如先后担任过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罗汉、张善铭、廖乾五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秘书长高语罕等;他手下的几员征战沙场的骁将,如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和许继慎等,都是共产党员。
到北伐后期,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据不很确切的材料统计,在他的军队中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其中,叶挺第二十四师、贺龙第二十军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卢德铭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是发动秋收起义的主力,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是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
共产党人在张发奎的部队里起着极大的作用,他们遵守纪律、刻苦耐劳、英勇善战、勇于牺牲,这点张发奎深有感受。
虽然部队里有这么多共产党人,张发奎对掌握军队还是蛮有自信心的。因为,四军军长黄琪翔、十一军军长朱日晖都是他信任的人,二十军军长贺龙不是共产党员,而叶挺又是他的好友。正因为如此,汪精卫发动"7·15"分共以后,张发奎对部队里的共产党人,仍然采取容忍态度,不少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高语罕、于树德等仍留在他的部队里,他甚至想把这些人留下来为己所用。
直至在30多年后,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学者问他"共产党人是否给了你很多帮助"时,张发奎的回答仍然是:"没有问题,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且优秀。他们在宣传里只说我的部队好。"
可以这么说,在大革命时期,除了贺龙等后来与国民党决裂、成为参加革命起义的将领之外,在北伐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张发奎是与中共关系最友好、客观上对中共帮助最大者。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不同,他的左倾、他的联共,还是有一定诚意的。
其实,不单单是张发奎,四军里许多将领,如张发奎最信任的黄琪翔也不大愿意"分共",并说:"离开共产党的帮助,以后打仗就难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内战》中这样评价道:
很多人物的举动也和《三国演义》所叙接近,即是在地缘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关系为依归。张发奎称"铁军",以叶挺做先锋、贺龙任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战无不胜,也并不是战术高妙,乃是数人意识形态接近,在统御经理上互相信任,结为盟友死士,才能充分地分工合作。后来环境变迁,各人也不能再创奇迹。
这个观点值得回味,国共分裂后,张发奎的"铁军"果真没像北伐时那样战无不胜了。 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7月15日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分家。在中国历史上,以7月15日这一天作为分水岭,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对于张发奎迟迟不清共,汪精卫等十分不满意,一再敦促他要在部队中坚决清共。
一直紧跟汪精卫的张发奎,感到国共合作已不再可能,他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礼送"的政策。但即使同意分共后,他仍大批接纳共产党人。时任北江农军负责人的龚楚后来回忆说:"张发奎将军由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同志。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也正因为这一点,中共对张发奎一直存有幻想。
然而,张发奎虽然"容共",却从未想过参加到共产党这一边来,这是其历史局限。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的时候,知道孙先生对汪精卫是有所寄托的。从表面上讲,现在先生已逝,汪精卫即使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这个"赵子龙"也要责无旁贷,尽力扶持。30多年后,张发奎对他当时作出的选择有这样一个说明:
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之,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高于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