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什么癌症 李咏癌症去世 除了难过还能做什么?
今日9时31分,李咏妻子哈文在新浪微博发文称,李咏因病去世。“在美国,经过17个月的抗癌治疗,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永失我爱……”
早在2017年8月9日,哈文曾发文表示,期待癌症疫苗:“艾滋病疫苗都有了,癌症疫苗还远吗?加油吧科学家们。”
众多网友评论:“对于拿走我们生命的癌症,我们不应只是感慨之后再感慨,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比如癌症筛查?”
癌症发病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年龄,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加,癌症的发病率必然走高,其次是基因突变、环境、抽烟、生活习惯等变量相加。
2018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最新一期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告,估计2014年全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380.4万例,死亡病例229.6万例。也就是说,平均每1分钟,就有7人被确诊为癌症,4人因癌症死亡。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医学界就呼吁癌症早筛早诊理念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早期介入对于后期治愈率与生存率有莫大好处,可推进始终缓慢。”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癌筛中心主任张晓东数十年的从业经验里,没有见过几个早期癌症,一经发现清一色是中晚期,甚至晚期居多。
“无论花了多少钱、医生费了多大力,病人受了多少罪,治愈率都非常低。而早癌的治愈率,基本可以达到95%以上。”张晓东说,长期以来,中晚期癌症的治疗消耗着医生、社会、患者大量的精力与资源。
变量因子
癌症早筛与早诊是影响治疗效果最重要的变量因子。能多早发现?可以多快介入?
癌症的早期发现,最理想的就是发现原位癌,这时治疗效果极佳,不少治愈率都可以达到90%以上。
马辰凯,2014年交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加入皇家墨尔本医院以及维州肿瘤综合中心癌症中心的研究院,主攻癌症与肿瘤遗传学研究。
在澳大利亚,癌症是个极为庞大的产业,筛查则是产业的第一道门。
马辰凯告诉《21CBR》记者,澳大利亚的整个筛查体系建设得比较完善。“以墨尔本为例,癌症筛查的宣传与普及几乎随处可见,在火车站(类似国内地铁站)的大型广告牌上,会有显著的公益宣传,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去做早期筛查,以及如何进行。”
例如,澳大利亚的乳腺癌筛查项目,为所有年龄在40岁以上的女性提供每两年一次的免费乳腺癌筛查,并且会由政府主动邀请年龄介于50-74岁之间的女性参与。
宫颈癌筛查项目则通过全科医生和有资质的护士、私人及公共病理实验室,提供阴道镜检查及随访检查的专科医生等基础医务人员,为女性提供宫颈癌筛查。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免费为12-13岁女孩提供宫颈癌疫苗。2013年,接种疫苗的范围扩展到男孩。
早筛、早干预的好处非常明显,发病率与死亡率实现双降。
2016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有78.6%的15岁女童和72.9%的15岁男童已经接种疫苗。18-24岁女性的HPV感染率在2005至2015年间从22.7%下降到1.1%。所有年龄段女性的宫颈癌发病率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即每10万名女性中仅有7例新病例。而从历史上来看并依照国际标准,所有年龄段女性的宫颈癌死亡率也处在最低水平,即每10万名女性中仅有2人死亡。
中式开局
癌症筛查,在中国的开局并不晚,只是相对地区化、局部化。
1977年,浙江省卫生局专门发文成立“大肠癌科研领导小组”,开展国内第一次肠癌人群防治研究,并由现在的肠癌学术泰斗郑树带队。她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原本的防治研究定在浙江省嘉善县,那里是肠癌高发区,死亡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可是当地的官员拒绝筛查,担心病理结果影响了招商引资。最终,首站选在了百里之外的海宁,利用早期硬式直肠镜,为28.8万人提供现场筛查。
此后20年间,郑树的团队又进行了连续筛查和随访,使海宁肠癌的发病率下降30.42%,死亡率下降17.56%。
2013年诺辉健康成立后,推出了针对中国人肠癌特点的筛查产品“常卫清”,以及便潜血自测器“噗噗管”,通过检测用户粪便样本中基因突变、甲基化以及隐血情况,来判断用户是否具有肠癌风险,根据反应再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肠镜检查、确诊。
博尔诚科技有限公司,1994年创立于美国硅谷,专注于癌症早诊早干预,特别是基因甲基化、蛋白定量等多分子平台的早筛产品和防癌检测服务。
博尔诚董事长王建铭认为,还得有足够多的宣传,让用户有意识地去了解和选择合适的癌症早筛产品。“至少现在来看,中国的市场教育程度还远远不够。”王建铭强调,防癌体检是“必须要做的事”,是癌症早干预的基础。
意识沟壑
张晓东以及一批专业临床医生,每天都通过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宣传早筛、早诊的重要性。
张晓东说,临床上建议高发癌症的高危人群做筛查,需要有一个基本认知。“前十大高发癌症的早筛、早诊,能够覆盖所有癌症的80%以上,实现治愈率提高,治疗成本降低,这样就够了。少见癌症或者特殊癌症,想通过筛查发现,不太可能。”
可现在国内的消费者对于早癌筛查有很多误区,最常见的就是不认可早筛本身,“明明没有症状,为什么要做检查?”国人存在的很多侥幸心理,也让一些早筛企业无奈。
几乎所有研究癌症早筛的公司,都会为用户设定一个完善的干预方案,以众安生命的宫颈癌早筛产品为例,如果检测为阴性(HPV未感染人群),众安生命会建议并提供HPV疫苗预约服务,希望用户在健康状态下尽早接种HPV疫苗,以预防此后感染此类HPV病毒可能性。
众安生命产品经理王彩月发现,每年购买宫颈癌HPV检测产品的消费者,约80%检测为阴性,这些人中后续预约疫苗的用户却并不多。“对他们来说,一次价值299元的HPV检测,比疫苗成本低多了,毕竟从HPV感染到宫颈癌,会经历前期、一期、二期、三期等,不少用户会觉得,不如每年进行HPV检测就够了。”
这样一来,宫颈癌防治,没有起到正向引导作用。
在肠癌早筛的问题上,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天津市是中国肠癌早筛的排头兵,过去四年中,政府通过对50岁以上市民的问卷调查,初筛了400多万高危人群,并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刺激每一个人进行便潜血检测。”王建铭说,通过便潜血的自检,粗筛了20多万阳性人群,针对这部分粗筛阳性患者,天津市政府提供免费肠镜确诊。
截止到现在,完成肠镜检测的人在6万左右,很多人觉得可能自己只是痔疮,有创肠镜有风险。”事实上,这6万人当中,大概近一半的人是息肉、腺瘤或者各种癌前病变和早期癌症。
不过,张晓东并不认可市面上大部分近乎算命式的基因检测产品的作用,因为这些产品是预测一生中患某种癌的风险,有一定指导意义,但是不能反映现在身体里是否有肿瘤的状态。早诊的干预还是需要影像学如B超、CT、核磁共振等来确诊。
成本难题
“我体检一切都好,为什么查出了肺癌晚期?”普通体检无法查出早期癌症的情况,在临床上比比皆是。
张晓东告诉记者,并不是体检没有用,而是千元左右的体检套餐,覆盖不了胃镜、肠镜、低剂量平扫CT等项目的成本,“以肺癌为例,常规体检项目中的胸片,对于肺癌的早癌筛查没有任何意义。”
张晓东始终认为,社会态度不够积极,核心的出资与成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博尔诚董事长王建铭同样认为,价格问题是早筛在商业领域走得缓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比起后端治疗,前端早筛更像是非刚需消费,只有政府或者保险公司出政策,用户出小钱,才能把网撒出去。
国内的早期筛查类项目,尤其涉及癌症,清一色自费,动辄千元的检测产品。以张晓东所在的新里程癌症早筛中心为例,她每天的微博评论中,被询问最多的便是早筛查体的价格。面对万元上下的癌症早筛套餐,大部分人都会打退堂鼓。
早筛产品要真正起到筛查作用的前提,一定是降低成本,才能使消费者每年自发购买。近几年,医保在癌症治疗的药物上给了很大支持,很多抗癌药物都获批进入医保目录。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组副总裁郑飞觉得早诊有很明确的临床意义,其实医保可以更加倾向于覆盖早诊。毕竟医保的盘子是限定的,非此即彼,早筛、早诊、早治疗是缓解医保压力的重要手段。
郑飞表示,如果商业保险能够通过产品设计直接介入,承担起支付方的责任,通过单一癌种或者多癌种保险产品搭配筛查套餐的方式,进行普及也是个办法。
不过王彩月表示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顾虑:“健康险管理办法规定服务成本不能超过净保费的10%,对于大量短期健康险来说,纳入庞大、高价的筛查套餐还为时尚早。”她告诉记者,众安保险曾经与诺辉健康共同推出“肠癌保”,可从销量与复购的情况看,消费者对于单癌种的消费意愿还不够强烈。
可事实上,生命医学发展的路径,就是一城一池慢慢建起来的,癌症的攻守战也一样,只能单一癌种、单一人群去突破,理想中的面面俱到,至今难以企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