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小武 如何赏析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
新年的某个下午,我独自一人在家收拾行李,客厅里的电视在重播春晚。电视里换了节目,传出戏曲的声音,咿咿呀呀。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某些记忆和情感随着传统一起失去了。漂泊在外的新一代,独居在家的老一辈,幼年时陪着家人一起围坐在电视机旁的记忆……对时光的想象纷至沓来。
曾经,电视作为一种新的娱乐,迅速地将电影院中的人们拉回到家中,禁锢在一个小盒子里;而现在,这个盒子被电脑和手机所代替。
更早以前,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娱乐和艺术形式,将戏院和茶馆的人们拉到了电影院里,把戏剧和曲艺挤到了历史的角落里。
我不自觉地想到《站台》。想到了贾樟柯对于青春的追忆,想到了崔明亮的流浪剧团。
《小武》、《站台》、《任逍遥》被称为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故乡,被看做是这三部电影最大的母题,尤其是在《站台》当中。但于我而言,记忆——生命中的某种印象,才是《站台》给我最深的触动。
即使贾樟柯是在重复——重复流浪剧团的故事,这个小津安二郎在《浮草》和安哲罗普洛斯在《流浪艺人》中早已使用过的符号;重复表现西方国家早已有过的社会变迁;
即使贾樟柯表达的是他自己的青春——和我似乎毫不相干的汾阳老城、山西话、小混混以及土的掉渣的80年代;
但只要是人,他就有记忆,一样要面对个体的成长和社会的变化。所以,这样的电影永远不会过时。在对记忆的追溯中,我能感受到——某些东西已经消亡了,某些东西将永远存在着。
于是,在那个懒洋洋的下午,我感觉到我真正理解了贾樟柯,我找到了打开《站台》和《小武》的方式。
————————————电影——————————————
我自己考上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时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你看我多坚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 但是,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
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
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这个电影伤感,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的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我把这些心情拍出来,想要谈谈我们的生活,可有人来听吗?
——《贾想》:假科长的站台,你买了吗?
1997年,从电影学院毕业的贾樟柯回到家乡汾阳。看到家乡新建的歌舞厅,听到儿时朋友们对他们生活的吐槽,他在脑海中生成了《站台》的雏形,产生了急切的创作冲动。
1979年到1989年,是1970年出生的贾樟柯生命中最难忘的十年。拍一部电影,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待,这成了压在贾樟柯心上的一块石头。但彼时的贾樟柯还是一个来自小县城的穷小子,刚刚因为短片《小山回家》的获奖而有了点名气,哪里来那么多钱拍这样一部群像电影呢?于是先有了预算很低的《小武》。
拍不出群像,那就先拍一个人的故事,表现个体在社会的变化中的如何自处和处世。起初,贾樟柯把主角定义为一个手艺人,比如裁缝或者木匠之类的。后来,一个当了警察的同学和他聊天,说他们以前的一个同学当了小偷,现在在牢里,没事还找这个警察聊哲学。
贾樟柯忽然有了灵感:小偷不也是一种“手艺人”吗?他当时还没意识到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德·西卡和布列松的熏陶,后者分别拍出了关于小偷的伟大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和《扒手》。
《小武》当时的预算只有20万,实际拍摄21天,最后花了38万。投资人是贾樟柯在电影节上认识的香港青年电影人,后来跟过来一个摄影,余力为。除此以外,电影工作人员全是贾樟柯的同学、朋友,还有随便拉来的路人,比如在电影中饰演小武父母的演员,就是临时从村里挑的老头老太太。
全部非职业演员,还是德·西卡的方式,可见这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对青年贾樟柯的影响。
所以,《小武》很粗糙,但这种粗糙中透发着真实的张力。这不仅在于王宏伟对于小武这个人物形象精准的把握上,不仅在于余力为在摄影时刻意制造的糙感,还在于贾樟柯的调度,场景或是声音上的。当时在做后期时,为了把街道上嘈杂的声音全部加到声轨上去,贾樟柯不惜和学院派的同学大吵一架,最后两人因理念不同而不欢而散。
但今天,当我们在小武等车时听到赵本山的荤段子,当我们在小武看老同学时听到屠洪纲的《霸王别姬》,当我们在小武目睹小弟谈恋爱时听到录像厅里《喋血双雄》的声音,当我们看着小武和梅梅在早晨老旧的街道上游荡时听到画面外的汽车声、吵闹声,我们的思绪穿过了眼前的声画,进入了小武的年代和贾樟柯的故乡。
《小武》本质上更侧重表达某个时代节点上个人的经验。电影所表现的,是一个人真真切切的自尊、自卑、自恋与自怜。在经历友情、爱情、亲情的失去后,一个社会底层的人,一个平凡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在社会的变化中渐渐被疏离出来,跃然于观众面前。
等到《小武》赚了钱,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贾樟柯终于有能力去把《站台》的想法实践出来。
相对于《小武》,《站台》里的空间显然更大,时间跨度也更长,电影表现的也不再仅仅是小武个人的经验,更把这种个人经验放置到一幅群像当中,一个时代当中。从电影里的时间来说,也可以把《站台》看做是《小武》的前传。
崔明亮和尹瑞娟这群长于80年代小县城的年轻人,对新奇而发达的外界充满着想象。他们开着“大篷车”,在贫瘠的县城和穷山僻野之间巡回演出。他们的汾阳县文工团一变再变,直到变成深圳霹雳舞剧团。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来了,都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到达远方。
他们的青春终究止于那个傍晚在铁道旁对于远去的火车的尖叫和想象。在那个年代的尾巴上,小武活动的时间,崔明亮瘫睡在沙发上。烧着开水的水壶响了,像火车的声音,但崔明亮再也不会去看火车了。
电影前五分钟就抓住了我。在一段属于70年代的群体演出结束以后,文工团的成员坐进了客车里,灯光消失,黑暗中我们分不清谁是主角,只听到一群年轻人欢乐地学起了火车叫。“呜...呜...轰隆隆隆...轰隆隆隆...”。似乎是一群人在时代的洪流中茫然而快乐地寻觅和奔跑。然后《站台》的字幕出现,电影真正开始。
《站台》是一部长片,原版有三个多小时,计划是两小时左右。贾樟柯宁愿赔给投资人违约金也要把他想要的镜头都放进去,哪怕这会影响影片的放映和观众的耐受力。就这样刚刚因为《小武》赚了80万,贾樟柯又变成了穷小子。但也因此,《站台》里的一些镜头变成了被凝固的时光,尽管我近期没有观看这部电影,但那些影像还是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印象。
比如说在那个古旧的城墙上,初春里的崔明亮骑着自行车去赴约,尹瑞娟默契地在前面等着他。他们在城墙上说着看似不着边的话,互相猜着心思。镜头从没有将他们置于同一个景框里,画面里更多的是城墙。仿佛只有沉默的城墙在听取他们的心事和偶尔的沉默。
物是人非。
我不知道现在的少男少女在恋爱时是什么样子的,但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一定有这样心照不宣和不肯明示的爱。只是,那些年里小情侣们放学后聚首的场所,听着他们说话的街道、小巷和书报亭,应该全都变样了吧。
崔明亮和尹瑞娟终究还是没有走出县城。
但在某个夜晚,当电台里传出曾经的流行金曲《是否》,尹瑞娟像是解开了思绪的绳结,慢慢跳起了少年时的舞蹈。时光仿佛点点尘光从画面的底部升腾起来,衬托着她年轻时的某种理想复苏了。
下一个镜头,骑着电动车的尹瑞娟向着镜头驶来,骑着自行车的人(暗指现实)纷纷向后而去,大概有1分钟,贾樟柯忠实地记录了这段行驶过程,并将她和镜头保持一样的距离。然后再下个镜头,我们看到前方是一辆卡车,像是他们年轻时巡回演出的那种车,向着画面的远处驶去。
从听到《是否》尹瑞娟舞蹈开始,到汽车远去的镜头结束,现实和想象在电影里的空间上重合了,尹瑞娟的过去和现在重叠了。贾樟柯用他近乎大师的创意,在这段镜头中向尹瑞娟的理想和过去做了一次依依不舍的告别。
往事,终归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理想,在某个下午,湮没在崔明亮的“葛优躺”里。
生活,还远远没有结束。
所以,再回顾《站台》时,这代人的渴望、茫然、无奈到平静,无不散发着直面生活的勇气。
———————————————当下——————————————
贾樟柯说《站台》是一部拍给自己的故事。
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
但电影拍出来以后,它就不仅是贾樟柯自己的故事了。
在时间面前,任谁都是失败者。所以,从个人记忆的角度出发,去感受这部电影,电影中的这种力量,就成为一种共通的情感。
在那个新年的午后,我另外想到了我的大舅。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但我很少有机会去看他。我的表哥是独生子,在外安家落户,年初三就走了。舅舅和舅妈独自住在老式的楼梯房里,69岁的他脑后已布满稀疏的白发。
我说“你白头发多了”,舅舅说是吗?也许是我突兀的话让他心里起了波澜,一向话不多的他后来跟我说起了往事。70年代开始当了4年兵,从南到北走过四个地方,最后本来他是要分配到天津某个油田,但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还是选择转业回到了地方。
“73年部队调到江西的一个采石场,好多人留在那。现在那几个战友都死了。灰尘大,肺不好。” “还坚持步走吗?” “走。每天早晚下楼,绕着学校边上的公园走五里路,一天十里路。”
舅舅显然在忙忙碌碌中老了。我们再难一起在电视机前看场NBA的比赛,聊着哪个球星运动能力真好了。
那天我忽然想到他独自在家看电视时,会不会像崔明亮那样看着看着在沙发上睡着。他在早晚散步的时候,如何对抗老年生活的孤独与枯燥。我和我的表哥,都远离了家乡,也等于放弃了一部分传统社会秩序中,我们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
相比于当年转业回家的我的舅舅,相比于忍耐孤独,对抗衰老的我的舅舅,我无论如何也难自称“厉害”和“勇敢”。
而我的父母将来又何尝不是呢。
传统秩序、家庭间的亲密关系、我们的青春和父辈的年华正在无可奈何的消亡;
但对时代的记忆,与时间的纠缠,和生活的抗争,将在我们的余生永远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