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本禹近况 徐本禹:我是支教志愿者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评选”于2005年2月17日晚揭晓,来自山东聊城的青年志愿者徐本禹入选“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
我叫徐本禹,今年22岁,中共党员。我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18岁开始教学。我爹教了一辈子书,工资先是由原来的十几元钱涨到了270元钱,去年转为正式教师,基本工资是800元,这是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母亲没有文化,在家务农,我娘身体不好,头疼病经常犯,但我母亲很勤劳、很善良,母亲是我们家主要的劳动力,母亲经常拿出家中的东西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家庭。和我们在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快60岁的舅舅,舅舅终身未婚(我娘、我舅是我来这里之后心里最牵挂的)。虽然我们家在山东,在东部,但我家现在还是住在土房子里面,走进我们村一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一个最矮的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1999年,我顺利通过高考,成为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1999年秋冬之交,当时天气已经冷了,我的同窗室友胡源的父母来学校看望胡源时,叔叔阿姨看见我只穿着一件军训服,怕我冻着,就把胡源的两件衣服送给了我,并对我说:“天气冷了,别冻着。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和叔叔阿姨讲。
”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远离亲人,第一次在外地得到好心人的帮助,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或许是这么多第一次交织在一起,让我至今不能忘记。当时我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把爱心传递下去,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那些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人。
刚开学不久,我参加了我们学校安排的第一次勤工助学活动,学校安排我打扫5栋2楼的一层楼道。打扫一个月,学校勤工部发给我50元钱。拿到第一次自己勤工俭学的钱——自己的劳动所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就从中取出7元钱买了2斤瓜子。
钱发下来不久,我们学校经贸学院组织了一个向希望工程献爱心的活动,我把我勤工俭学所剩的43元钱捐给了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小妹妹。钱捐出去以后,心里特别的高兴,毕竟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自强自立的人,大学第一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获得了1400元的奖学金并且得到了特困生自强奖。
大学第二年,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好事坏事都发生在我的头上。通过竞选我成为一名班长,同时在计算机老师的帮助下,我成为一名经贸学院计算机机房的管理员。当时我想当管理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学电脑。渐渐地我迷上了电脑,经常是下了课饭也不吃就跑到机房,当然不是去玩游戏,而是学习。就这样,我给班级的时间就少了许多,有不少同学对我有意见,我也听取了同学的意见。这或许是因为一心不可二用吧。
2001年12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样去汉口做家教,在做家教的过程中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当阳光洒进山洞里……》这篇文章,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对当地有如此艰苦的条件感到震惊。回来后我向辅导员陈曙老师反映了情况,陈老师非常支持我。
第二天,陈老师就向分团委的学生干部介绍了具体情况,同学们纷纷要求去岩洞小学进行义务支教。由于要实习,各科考试的时间都比以前要早一些,而且比较分散,大约在6月初,我利用复习功课以外的时间,制定了一份活动方案,在人员选择上考虑到以后开展同样活动的连续性,最后定下了四名同学:我(当时大三)、陈兴杰(当时大二)、向华(当时大二)、刘圣鹏(当时大一)。
按照活动方案的安排,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捐资捐物。
捐资是在学校内进行的,由陈兴杰、向华来负责,最后效果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总共捐了500多元钱。捐书和捐衣物的事情由我来负责。7月15日我们五人带着三箱子衣服,一口袋书及500元钱坐上了去岩洞小学的火车。
在我们还没有来之前,周围村庄的村民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格外高兴,特地把崎岖的山路重新修整了一遍。到达兴合村的当天晚上,行李还没有整理好,我就去了岩洞小学。当我走进岩洞时,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岩洞里的教室仅仅是用两堵一人多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南边是一四年级复式班,北边是六年级,一四年级的黑板是用两根棍子搭在岩洞上,然后在棍子上搭了一块木板作黑板。
由于岩洞的上方没有隔开,在一边上课,在另一边可以很清楚地听到。
如果我不亲眼看到这种情形,无论怎么想也想不到这里的条件会如此的差。7月20日我们开始上课(只有三、四、六年级),刘圣鹏、向华负责三年级,陈兴杰负责四年级,我负责六年级。
开始的时候,三年级的小学生听不懂普通话,四、六年级的学生才勉强听得懂,但要说得很慢。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的贫穷状况,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农户家去做调查。由于各户之间很分散,而且又在山头上,所以每次都要走很长的山路。
农户家里面都很穷,有90%以上的农户都欠债2000~3000元左右,吃的玉米面,有的家庭自己种的只能够吃半年的。为了能够增加一定的收入,几乎每户都养了猪,所以家里的孩子要每天打猪草,背着背篓,上山、下山很辛苦。
有一次,我去吴斌老师家去做客,由于当时天已经黑了,晚上回不来,就在他家住了下来。这一住恐怕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晚。我刚躺在床上,跳蚤就在我身上乱爬,赶走了一只又来一只,浑身不舒服,整整一夜没有睡好。
7月31日,除我之外的其他三人踏上了回校的路。在他们回校的当天,假期补课的全体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把他们送到了六里之外的羊场,全体同学手拿老师自做的小红旗,欢送他们回校。
在把他们送走之后,我发现所有学生的眼里含着泪水。8月8日,我也踏上了回校的路,许多学生把我送到了猫场镇,当天我给他们买了一些吃的,他们送给我鸡蛋、面包,说是路上吃的,还有感谢信……返回学校后,我们组织了对“为民小学”——就是岩洞小学100名贫困学生的“一帮一”活动,有的在校大学生把每个月省吃俭用的10元钱给他们寄去,有的寄去了学习用品和衣服等,学生和家长纷纷写来感谢信表示感谢。
虽然去为民小学支教耽搁了考研复习,但是山区孩子对我的期盼和祝福化作一种力量,激励着自己努力学习,我终于以372分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初试分数线。在我得知考研成绩的当天晚上,兴奋得失了眠(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失眠)。
2003年4月16日是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日子,当我得知我校不能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时,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放弃读研究生的机会去岩洞小学当一名支教老师。晚上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复试了没有。当时我心里特别紧张,不知道怎样把这一事实告诉父亲。
最后我鼓足勇气对父亲说:“我不想在这儿读了……”(其实我是多么想在这儿读下去呀!)我对父亲说:“我想去贵州当一名志愿者,我想两年以后再考一个好的学校……”在电话的那一边,虽然父亲同意我这么做,但明显有些失落。
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想父亲一定会支持我,他会相信他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 后来,经过院里老师的努力,学校特批我保留入学资格两年到狗吊岩义务支教,这在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建校10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写了一篇名为《信念永恒》的文章,写的是我想去支教的事,文章在网上发表了,结果被《楚天都市报》的记者看到了。记者叫我去报社做了一个讲述。讲述登报以后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天寝室的电话都快打爆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你别上自习去了,全部是你的电话,让我们写毕业论文也写不成了!”后来我专门坐在电话旁等电话。
在来贵州之前,无数湖北人民关注着这些千里之外的山里娃,他们当中有年过古稀的老者、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和儿童。他们要么捐钱,要么捐书、本子、文具等学习用品。有的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虽然没有捐什么东西,但他们都让我给山区孩子带去他们最真诚的祝愿。
快毕业的时候,同学都忙着吃饭喝酒,而我却天天为狗吊岩为民小学募捐。原本6000元的奖学金,由于天天到武汉三镇募捐,一天就会花去20~30元钱,加上给孤儿星星小妹妹存了2400元钱,最后我来贵州时总共带了2700元钱。这2700元钱就是我两年的生活费。
送走了我的全部同学,最后一个离开的是我。当时没有一个同班同学来送我,心里很凄凉。7月15日,我把募捐到的3000册图书和大量儿童衣服打包托运完毕,仅托运费一项就花了600多元。7月16日,我和我们学校的七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踏上了来贵州的列车,他们七个人是来这里暑期“三下乡”的,其中有三名是贵州籍的学生。
我们来到贵阳后,贵州都市报用三辆车连夜把我们和所募捐的书籍衣物送到了大方县教育局,所捐的物品暂放在大方县教育局后,都市报又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狗吊岩。
来到这里以后,那七位同学都说这里生活条件比他们想像中的还要艰苦。在这里吃的是玉米面、土豆和酸汤。但吴道江怕我们这些大学生吃不消,特地买了两担米。他们七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享受的是土豆、茄子、西红柿汤和火腿肠做成的饭菜,这已经是最高级的待遇了。
但是他们七人最后还是由于水土不服加上条件艰苦都病倒了,其中有两名病得很厉害。他们于8月1日返校了。他们在返校的长途汽车上讨论着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的团长徐本禹到底能不能在这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挺过两年?
他们七个人的病倒也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来了,我怕自己的身体会和他们一样不听使唤。还好,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只是胃不怎么好,吃的东西不怎么消化,记得有几次疼得睡不着觉。幸亏我带了两年用的药物,是武汉的三位好心人捐给我的。
现在我是和吴村长家吃住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适应这里的生活,原来我是不吃辣椒的,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每天都要吃辣椒,让我感觉很难受。而且这里的卫生条件也很差,苍蝇到处乱飞,吃饭的时候经常发现苍蝇在饭里面。
当地情况就是这样,刚开始很恶心,后来心想:这里的条件就是这样,又能够怎样呢?我就对自己说,就当没有看见罢了。现在我已经可以吃玉米面和酸汤了。饿的时候,一顿可以吃三碗玉米饭,平时都是吃两碗。虽然不好吃,但饥不择食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字“吃”!只有吃饱了,能吃了,身体才有保障,才能在这里坚持下去。
我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由于背阳,很阴暗,就这么小的地方成了我学习的乐园。在一张比较大的桌子上摆满了我的书籍,有专业书、文学书、英语书、数学书等。桌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床上。地上摆放着我的生活用品和好心人捐给我的物品。原本狭小的房间变得更加狭小。
现在,这里一周要上六天课,一天上课的时间达到了8个小时。我自己负责五年级一个班,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由于信息闭塞,学生不了解外面的任何东西。学生写一篇200多字的文章有20几个错别字是很正常的现象。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全班40名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雷锋的名字,结果只有四个人知道;全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焦裕禄;有一个同学听说过孔繁森,我问他孔繁森是什么样的人时,他说:“孔繁森就是毛泽东!
”我笑过后,心中有一种钻心的痛,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应该从什么地方教起。这里的学生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时讲了10遍20遍的东西,学生还是听不懂。有时,我就气得把书一丢,走出了教室,可最后还是要回来。这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诲人不倦”!
12月8日的前夜下了一夜的雨,崎岖不平的小路变得更加泥泞。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有5名学生没有来上课,我问同学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上课。有的说天气太冷,路不好走,走到半路又回去了。有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认识到如果不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以后会有更多的学生以他们为“榜样”,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当天上午,我没有上课,带上了两名学生,让他们给我带路。来到了黄绍超家,在他家的外面我们听到了电视的声音,我猜想他正在家里看电视。
走到他家门口,两条凶狠的狗不停地狂吠,不让我们走进去。听到狗叫声,他乐呵呵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当看到我的时候,他哭了。我劝他上学去,我对他说我不会批评他。但怎么说他就是不去,后来他的叔叔想把他拖到学校去,结果他把书和本子全部丢到了泥水里。
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去上学,他说就是不去。我和学生劝了他一个多小时,结果无动于衷。在家玩的还有他的弟弟,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去上学了,我劝他去读书,他说他还没有玩够,他哥哥不去他也不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深深地自责:是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学生。后来我得知他的爸妈都去打工了,家中只有他的爷爷和奶奶。他们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像这样的家庭在这里还有很多。这样一来督促学生学习的任务全部落在了老师的身上,无形中给自己增添了很大的压力。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学生?怎样才能提高这些学生的积极性?以前是不是自己管得太严厉了?还是教育不得方法?我思考着……
第二天,我认为他不会来上课,谁知在我来到教室之前,他已经早早地坐在了教室里。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批评他,也没有提昨天的事儿,我不想给他更大的压力。我把他叫进了办公室,送给他两个本子,让他好好学习。我一改以前严厉的做法,而是很平和地对他说:“以后要好好学习,不要再迟到、旷课了!
”从此以后,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再也没有旷过课。通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他们也有自尊心,他们也需要老师的关心和呵护;应该让他们感觉到老师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
还有12月8日那天,由于何福洋和他的弟弟何伟都没有来上课,我来到他们家,当时他们的父母都不在家。当我问他俩为什么没有去上学时,“没有鞋穿!”何伟说,“我妈妈帮我们到镇上买鞋去了。”说完他们两个都哭了,当我把目光投向那沾满泥巴的小脚时,心里一阵刺痛:他们怎么能够受得了?我穿着皮鞋脚还冷,而他们却打着赤板!
没有鞋没法上学了,我给他俩布置了作业让他们在家里学习。在回来的路上,心里越想越痛……回到我住的地方,拿了50元钱给他家送了过去,让家人给他们买几双鞋穿。
现在上课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别人苦口婆心地劝我走的话,我可能会动摇。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我的学生,学生也离不开我。学生都希望我能够在这里多呆几年,把他们教到上初中。现在,即使我病倒在讲台上,我也不会离开这里,因为我舍不得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纯真无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所顾忌。和学生在一起,我感到很快乐!
在这里,我正在练习写作。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更好地教学生;二是想投稿,如果能发表的话,还可以得到稿费,可以用来补贴生活。我知道我的写作水平有限,文学功底可以说无,但我不会放弃,我相信天道酬勤!付出总会有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