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辉大地 beyond填词人刘卓辉客观评价beyond 希望大家对于beyond的认识加深
一直以来,关于beyond摇不摇滚的争论太多,而我做为一个摇滚音乐爱好者,客观的说beyond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路线,大家看下同时代刘卓辉(填词)的看法吧。不要再争论下去了。怪只能怪:“中国人不懂音乐!
”这句话可是家驹说的。谁拍我砖的话别砸到自己的脚上。 刘卓辉是个与Beyond相伴随的名字,《你知道我的迷惘》、《大地》、《长城》、《农民》、《漆黑的空间》、《和自己的心比赛》、《太空》……这些歌词中有恢宏大气,有细腻委婉,有深邃神秘,也有万丈豪情。
伴随着Beyond的音乐,每每让我们听来荡气回肠。刘卓辉,是与Beyond并肩一路走来的,同是"有话要说"的年轻人。
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之于Beyond,Beyond之于香港,都是已经发生的、更是未来的传奇,这是20周年纪念演唱会之前的一个采访。 记者:当初是怎么跟Beyond乐队结识的? 刘卓辉:我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做音乐杂志,1983年看了一个乐队比赛,这个比赛的冠军就是Beyond。
因为做杂志的关系,约了他们的访问,大家就认识了。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Beyond乐队合作,给他们写歌词的? 刘卓辉:是从1987、88年,他们的第二张大碟《现代舞台》那张专辑开始的,我给他们写了歌曲《现代舞台》。
之后总共跟乐队合作写过15首左右的歌吧。他们是1986年开始出唱片的,前一两张我没有参与写。
内地听众看到我为他们写不少的国语歌词,其实是1988年他们凭《大地》红了之后,他们把前两年的作品开始录制国语版本之后的事。后期,黄家驹去世后,乐队其他三位成员单独发展,我也跟他们有合作。
记者:在开始越来越多的合作之后,你没有成为Beyond乐队其中一员的感觉? 刘卓辉:这倒从来没有过。他们乐队所出的广东话专辑我一般只写一首歌曲,他们自己可以写。因为在歌曲改成国语版的时候常会找我写歌词,所以内地听众感觉我写得很多,其实不是。
在香港,跟为达明一派写歌的陈少琪、给Raidas写歌的林夕相比,我为Beyond写得还不算多,主要是他们自己会写。 记者:你与黄贯中词曲的合作较多,有什么样的感受? 刘卓辉:与他合作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特别自由,我自由地写我想写的东西,互相接受对方的表达方式。
这种表达方式如果针对一个主流歌手,可能他就不会接受,我要是给这样的歌手写歌当然也更不自我。
记者:在你眼中,Beyond的发展阶段怎么划分? 刘卓辉:我觉得第一阶段是他们从最初的地下乐队到1988年走红之前,这阶段他们出了一张EP和一张大碟;第二阶段是1988年他们凭《大地》走红至92年去日本发展之前,这是他们音乐上鼎盛的时期;在日本的发展时期是他们的第三个阶段,这段时期,乐队考虑到那边的市场因素,音乐美化了一点,尤其是编曲上变得华丽,比如跟日本人合作后乐队加进了键盘,跟当初的4人乐队感觉不一样了,也可以说丰富了一些;第四个阶段是黄家驹去世,乐队从日本回到香港以后。
记者:许多人后来总结说,Beyond乐队在失去黄家驹后应该尽快补上一位主唱歌手,维持住4人结构,可以不至于导致后期的离散局面。
刘卓辉:能补上当然可以考虑了,但是,哪里有第二个黄家驹呢? 记者:三缺一状态的Beyond给人们的感觉还是无尽的遗憾,黄家驹作为主唱在香港人的心目中的地位确也难以替代。
刘卓辉:黄家驹的歌有很强的流行成分,他的歌商业味浓。没有了他的Beyond,流行的歌曲少了,但从音乐上看,剩下的三个人做的音乐是以"乐队声音"为主,以西方的乐队标准来说,他们更像一个"有自己音色的"乐队。
其实大部分华人听音乐是"听歌"嘛,他们认为好的歌曲是可以拿到卡拉OK里去唱的,从这角度来看,Beyond后来的音乐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 记者:很多人觉得,在弹丸之地的香港,你写给Beyond的歌曲却展示出了一种博大的东西,显得尤其难得。
刘卓辉:可能我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系吧。我生活中常到内地,接触大陆人比一般香港年轻人多,我也比较关心大陆。这些我都会写进我的歌里去。我是以年轻人的、摇滚的角度和情绪去写,而不是像《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心》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爱国意识而已。记者:Beyond的辉煌阶段跟当时香港的社会状况应该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