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震的篆刻 明何震篆刻《笑谈间气吐霓虹》

【日赏一印】明 何震篆刻代表作《笑谈间气吐霓虹》(上海博物馆藏) 

 明 何震 笑谈间气吐霓虹 石章 4.05x3.9x7.1cm 上海博物馆藏

笑谈间 气吐霓虹(节选)

作者:方建勋 来源:《荣宝斋》2012年5月刊 

在明清两代的篆刻家中,何震或许是最受争议者。一方面,推崇其印者认为是『秦、汉后一人而已』。何震卒后二十年,门人程原征集何震五千印作,精选一千有余,由程原之子程朴摹刻,完成《忍草堂印选》二卷。程原在《忍草堂印选自序》中说:『世之刻印谱者,何啻人隋珠,家荆璧,大都各标门户,各树旗鼓,而总未集其成。

集大成者,吾不得不宗何主臣。先生生平笔摇河岳,胸罗星斗,初从文国博诸尊宿游,风气遒上,卓如野鹤之立鸡群。其于赤文绿字,无不渔猎其圃……白文如晴霞散绮,玉树临风;朱文如荷花映水,文鸳戏波。

其摹汉印急就章,如神鳌鼓波,雁阵惊寒。至于粗白、切玉、满白烂铜,盘虬屈曲之文,各臻其妙,秦、汉后一人而已。』另一方面,批评他的人则提出要『火攻主臣』。朱简《印经》载:『姚夷生一生倔强,耽耽火攻主臣。』朱简还说:『长卿板织,歪斜作业,迩时石灾,斯又元人不为,安望凌秦轹汉哉!』

    何震的篆刻之所以导致两面截然相对的态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何震之印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大凡个性愈强烈者,争议也愈多。况且,何震的篆刻又是以豪放酣畅、恣肆淋漓为个性特征,与正统的含蓄典雅、温柔敦厚大相径庭。

因此,爱之者切与恨之者痛也就在所难免。其实,任何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其艺术样式皆是作者内心之映现。篆刻之于何震,便是真切传递其真性情,内心世界的媒介。昔人论书云:『书者,心画也。』篆刻又何尝不是心画?篆刻之真正成为心画,与创作主体的心性相对应,何震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

要真正理解何震的篆刻,先须了解当时何震所处的篆刻环境。何震的朋友、书法名家祝世禄曾云:『印章之作,其年尚矣。盛于秦而工于汉,其法平方正直,删繁益简,以通其宜,匠心运妙为千秋典型。六朝参朱文而法坏,唐宋好盘纠而法亡。至我朝,文寿承氏稍能反正。何主臣氏乘此以溯其源,遂为一代宗匠。』

印章一道,在明清文人印兴起之前,以秦、汉印最为鼎盛,秦、汉以后渐渐衰落。衰落,并不是说秦、汉以后各朝不再使用印章。印章在秦、汉以后并未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仍然广泛应用于公私场合。言其衰落,是指秦、汉印章所建立起来的『平方正直,删繁益简』之法未被延续,取而代之的是『盘纠迂曲』。

直到明代中后期文彭、何震时代文人篆刻的崛起,秦、汉印章气脉才得以续接。对于文人篆刻家来说,『盘纠迂曲』意味着扭捏造作,刻意雕饰,这与他们天真自然、大朴不雕的审美理想正相左。

其实,秦、汉以后各朝那些制作『盘纠迂曲』印章的印工们也未必会认为自己的『盘纠迂曲』就是一种刻意造作,他们的内心其实同秦、汉印章制作者的内心一样,任其自然,力求美观。

不过因为时代的变迁,印章文字也随之而变,美观的标准也随之变迁,所以历代印工们虽同出于自然之心,结果却造就了不同的印章图式。然而,文人身份的印人崇尚的不是盘纠迂曲,而是简洁大方。在文人艺术观念中,质朴大方方为『正道』,扭捏作态却是『旁门』。

古今印章中,秦、汉印章最能体现文人艺术观念中质朴理想。秦、汉印几乎可以说是『质朴』的代名词。秦、汉印因此成为元、明、清文人心中的理想范本。在文、何之前,元代文人如赵孟、吾丘衍等虽开始关注秦、汉印章,并体味到其中的『典型质朴之意』,但是限于石质印材罕见,并未形成一个自篆自刻的大环境,只有少数一些文人艺术家能自篆自刻,如王冕。

元代文人们大都不能自刻的客观原因,造成他们未能将秦、汉印的精神气韵承接与发扬。

元代文人参与篆刻的主要贡献是在观念上确立了『汉印审美观』。它给后来的文人篆刻家指明了一个方向,为后来的文人篆刻艺术的昌盛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文人篆刻艺术真正昌盛,要到明代中后期。明万历印学名家周应愿说,文徵明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

』文氏父子开启了在篆刻实践中追踪秦、汉的潮流。不过,正像祝世禄所说,文彭之印是『稍能反正』,已经走向秦、汉印,但并不彻底。文彭的篆刻创作介于秦、汉与宋、元之间,大多以小篆入印,近于宋、元文人之印,汉印一路则较少。这种情况,到何震的出现则有了根本改变。

何震曾师从文彭,与文彭谊在师友之间。周亮工《印人传》说:『国博究心六书,主臣从之讨论,尽日夜不休。』国博即文彭。何震开始从文彭游,是文氏在南京任国子监博士期间。其时,何震已经年过而立。不过,何震从学于文彭之前,篆刻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准。

如『青松白云处』一印,款署『癸丑秋日』,即一五五三年,时何震十九岁。此时的何震对篆刻的刀法与章法就已谙熟于心。再如『程守之印』,款署『壬戌之秋』,即一五六二年,时何震二十八岁。

此印所呈示的气质正是『骎骎复古,尤有两汉之余风』。何震年青时于篆刻便能有此造诣,可见其篆刻艺术天才之高。这样说,并非否认文彭对何震之影响作用。何震从文彭处所获助益,不仅有作为一个『印人』的综合修养,包括文字学、印学、书法、人文素养等方面,而且何震也因文彭的导引而融入当时的文人艺术圈。

    虽然从学文彭,但就篆刻艺术的实践来说,当时及后来许多论者都认为何震超越了文彭。明人黄汝亨说:『篆刻自文长洲父子前,俱功令宋、元,而秦、汉人镌法不传。传之,自何主臣始。予每谓当世篆刻有主臣,犹文章家有崆峒、大复,谓为图书中之酂侯可也。

』明吴正旸说:『国朝印章复古,倡于文寿承,畅于何主臣。』明代人开始在印章中复归于秦、汉,文彭是高呼者与探索者,何震是成功与秦、汉印气脉相接的实践者。周亮工说:『世共谓三桥是启主臣,如陈涉之启汉高,其所以推许主臣至矣。』何震在篆刻艺术上所取得之成就,正是建立在文彭等前辈印人基础上的推进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