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礼批斗马连良 马连良文革生前身后事
马先生培育后人很重视“传、帮、带”。他是北京京剧团的团长兼主演,演戏、录音都很忙,兼任校长后到学校授课,就更忙了。就这样,他还常常让我们到他家里个别传授,除了教戏,他还经常讲起自己少年时在科班里刻苦用功的故事,以教育我们。有一次他还嘱咐我说:“睡觉的时候别忘记系扎板带!把手放在被子外边,包好脚头。”他是在关心我青春期的身体健康,以利于嗓音的保养。
马先生经常带学生一起演戏,比如:他曾经带马长礼、张学津、张克让演过全部的《清官册》。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题为“四个寇准,四代艺人”,就是这次演出活动的记录。
1963年正月十五,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春节茶话会,艺术界知名人士悉数到场,主持人是茅盾先生。彼时,“三年困难”刚有所缓解,大家凭着一个白色小牌儿排领一碗元宵。周恩来总理也和大家一样拿着小牌儿排队。
不少人让总理往前去,可他一直摆手,坚持排队,然后自己端到主宾席。在这次茶话会上,周总理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过五关》长篇演说,此文后被收入《周恩来选集》中。接下来就是文艺演出由侯宝林先生担任主持人。我心中格外激动地唱了刚刚跟马先生学的《白蟒台》中的“八月十五把寿拜”一段;马先生随后唱的是《八大锤》选段。
马连良教授安云武《白蟒台》
那次晚会,马先生坐在总理左边,我坐总理右边。席间,马先生的女儿马莉过来看周总理,她刚要自我介绍,只见周总理摆手道:“你先别说,让我想想你是谁。”周总理的记忆力的确惊人,他说:“你叫马莉,对不对?你在10年前曾找过我,谈由香港接你父亲马连良先生回大陆的事。
当时我跟你讲了三点:一、历史上的事情既往不昝;二、马先生在香港欠的债,由国家负责偿还;三、回来以后,各方面予以照顾。对不对?”马莉很激动,连声说:“对,对,对!
您的记忆力真好!”周总理又转过身问:“马先生,回来这些年还好吧?各方面照顾得都还好吗?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马先生感动极了,眼泪一直在眼眶里转,只是连声回答:“好!都好!”。
接下来,周总理又充分地肯定了马先生对戏曲事业的贡献,以及就任北京戏校校长后培养接班人的极大热情。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问了我的名字和年龄,并嘱咐我好好向马先生学习,认真继承“马派”艺术。这次会面意义不同寻常,“文革”后期为解决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的事情,“北京市革委”还专门到郑州找我,向我核实那次周总理那番话,并整理为文字稿作为正式材料上报。
那时候,虽然周总理还在世,但已经病重住进305医院,任何人也不可能再去打搅他核实问题了。
因此我回忆的这段总理谈话,也为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做了旁证。1963年那次茶话会上,总理讲话时在场的还有:侯宝林先生、徐兰沅先生、王少楼老师、李慕良先生、马小曼师姐(马连良先生的小女儿)及她的先生燕守平等人。
那时,社会上正在批“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因此学生演出海报都不登姓名,只登“北京戏校,某年级演出某某某剧目”。马先生说:“在海报上为参演学生登上姓名,有利于观众对他们的监督;同时可以使孩子们从小树立起对艺术负责的态度。
观众认识了这些小演员,在他们出了成绩的时候会给予鼓励,会关注他们今后的发展。这有什么不好呢?”那时的北京戏校还是比较开明、解放的。我主演的《审头刺汤》在广和剧场公演的时候,不但海报上登了全部演员的姓名,而且清楚地标注了“马连良校长亲授”的字样。
马先生把他挑班唱戏时的经营理念带进了戏校,破除了当时呆板狭隘的所谓“反对个人主义”的做法,受到了观焱和师生们的欢迎与支持。但据我所知,中国戏校一直“坚持原则”,始终未给学生演出登名。
我在广和剧场首演《审头刺汤》,马先生特意将他自己演出时用砌末(道具)的绣有汉代“车·马-人”图案的守旧和围桌椅披、大帐全都拉来,为我们的演出造声势。开演前,马先生到后台专门关照了我的化妆师,并再三嘱咐我“沉住气,气不要往上涌”。
开演的铃声响了,马先生才下台去前排就坐。许多观众发现他,不约而同热烈鼓掌,他站起来向观众拱手致意,仿佛是拜托大家关照他的学生。演出结束后,观众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马先生再次起身向观众作揖致意,代表全体师生感谢大家的光临。
马连良先生还向我们传授了《白蟒台》。这出戏唱念繁重,没有足够的气力无法胜任,所以才成为马先生早年的“看家戏”之一。为了使《白蟒台》的故事情节更加完整、好看,马先生又特意在“烤肉宛”宴请老搭档侯喜瑞先生.
请他“出山”来校传授《取洛阳》。《取洛阳-白蟒台》,一经公演反响强烈。当时有一位人称“天桥马连良’‘的梁益鸣先生,对马先生艺术的迷恋程度更甚于今天的“追星族”。梁先生为了学“马派”戏,甚至曾掏腰包去“买”一个为马连良跑龙套的机会。梁益鸣先生得知北京戏校学生公演《取洛阳·白蟒台》,立即带了自己的琴师、鼓师来剧场观摩。几天后,梁先生也公演了?<洛阳·白蟒台》。
1963年7月,中国戏曲学校和北京戏曲学校在钓鱼台联合演出,最后大轴由我演出马先生亲授的《白蟒台》。台下的观众不多,仅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等二十余位领导来看戏。
马先生对学生亲切和蔼,同时也是一位谦和君子,从不吹嘘,也不自我标榜“马派”;他从来不说别人不好,总说别人如何如何好。一次,马连良先生在广和剧场演《淮河营》;恰好,李少春先生在人民剧场演出《将相和》。我和张学津、冯志孝等几位师哥不约而同地跑去看少春先生的戏。
竖日,马先生一见面就问:“昨儿个你们上哪儿去了?”师哥们都没说话,我就说:“我们去看李少春先生的戏了。”马先生听后点头道:“少春台上很好,你们应该看!你们不但要看我的戏,还要多看其他先生们的戏。”
1963年,马先生再度率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前,对我说:“我准备带你去,你在《群英会-借东风》里演前鲁肃后孔明,你敢演吗?”我知道戏的分量,又是和裘盛戎、马富禄、周和桐等前辈同台,心里真有点害怕,言语支吾。
他笑着对我说:“别害怕,我教你。这是为了向海外说明我们京剧后继有人啊。”除此之外,文化部夏衍副部长还专门写文章,介绍了我跟马先生学戏的事情。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没去成,但马先生的良苦用心一直令我感动。
1964年,全国大演现代戏,学校里也开始教现代戏了。传统戏教得越来越少了,我也学演了《红嫂》、《奇袭白虎团》(扮演团部文书)等现代戏。马连良先生在北京京剧团也开始忙于排演现代戏,将近一年多都不来北京戏校了。这期间,学校曾组织学生们到剧场观摩了马先生参演的现代戏《年年有余》和《南方来信》,但我们跟马先生的联系中断了。这个时候的时局已经起了变化,正如人说现代戏汇演是“文革”的前奏。
“文革”初期,北京戏校里也开始在党委领导下的“斗、批、改”。马先生是校长,又是全国闻名的大艺术家,当然逃不掉“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有人张贴“批判马连良”的大字报,但秩序尚好,统一贴在了学校主楼的一间练功厅里。学校党委派人把马先生接来“看大字报”。后来听说他离去时,私人轿车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
那次,我得以幸免,这得感谢我的一位同学倪启勋,他急匆匆地跑来对我说:“云武你快走!今天他们要批斗马校长,好像有人要让你陪斗!”我赶快离开了学校。回想起来,那次是马连良先生最后一次来北京戏校,很遗憾我没能与他见上一面,但也是个万幸,一旦我与马先生见了面,说话还是不说话,批判还是不批判?很可能,对错都在瞬间。
那个泯灭人性的混蛋年代,万一我把握不住自己,说出混蛋的话来,办出混蛋事来,那岂不是要落下千古罪人之名吗?
对于马先生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以及他在阜外医院临终的场景,许多文章中都有描写。后来,我曾听马先生的文字秘书李墨璎女士多次讲过:“他临终前伤心地说:‘他们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可见是带着绝望之极的心情离开人世的。”正如章诒和女士的文章所说,这些问题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那么多革命家都搞不懂,一个政治上非常简单幼稚的艺术家,又怎么能搞得懂呢?
自“文革”初期,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再加上又是“业务尖子”、“马连良的孝子贤孙”等罪名,被下放到河南整整18年。下放期间,每年我有12天探亲假,回到北京主要就是探望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真正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像王少楼先生的遗孀、徐兰沅先生、侯宝林先生、王金璐先生家都是我必去之处。特别要去看的是马连良先生的夫人——陈慧琏女士。我们学生大都称她“马师母”、“马师娘”。这位老太太可不简单。马连良先生故去后,家里生活极度困难,但她仍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她时常催促爱女马小曼去到孟广恒先生(此人有“电台梅兰芳”之美誉)家学戏,并关爱着马门弟子和各位老朋友,支撑着马家的门面。
有一年我回北京,王金璐先生带我去看马夫人,他对我说:“以后再看老太太就方便了,她现在搬到梅宅去住了。就在旧帘子胡同29号。”
梅宅是一所大四合院,正房五间。梅夫人福芝芳女士自己住一间正房,把马夫人也安排在正房;梅夫人住西边,马夫人住东边,完全是上宾的待遇。当初,梅夫人把马夫人接到家的时候,就对家里人吩咐说:“打今儿起,马太太就住咱们家!
今后我吃什么她吃什么,我穿什么她就穿什么!”这时候马夫人困苦到了极点,山穷水尽,接近崩溃。梅夫人真是如同救星一样。后来马夫人在梅宅一住就是6年,总算是在梅家的呵护下衣食有靠,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后来我每次回来探亲都是到梅宅去看望马夫人了。那里总是高朋满座。经常见到的有:马连良先生的文学顾问、戏曲研究家吴晓铃先生,马连良先生的早期弟子、武生名家王金璐先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等。在梅、马二位夫人跟前侍奉的,梅家主要是梅葆王月、梅玖姐弟;马家主要是马崇恩、马小曼兄妹。那年代,大搞“阶级斗争”,夫妻离异,子女与家长划清界限,司空见惯。而梅、马两家的姐弟、兄妹依然进孝堂前,难能可贵。
在“文革”高潮的时候,这些人能聚集是相当不容易的。这首先得归功于梅夫人福芝芳女士。文革初期,梅家也曾受到冲击,幸亏周恩来总理及时派人保护,梅家上下得已保全。在我脑海里一个印象很深的镜头是,梅夫人坐在躺椅上对大家说:“甭怕那帮小子们!他们不敢上这儿造反来,他们要是敢来,我见一个打出去一个!”她还经常安慰大家:“咱们就是得好好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每次从郑州回北京,都带些当地的花生、香油等土特产,孝敬马夫人。可我每次走的时候,马夫人送我出门,总乘我不注意在我口袋里塞上些钱,一般都是二、三十元钱。她总说:“孩子,拿去孝敬父母!”那时候,二、三十块钱很不得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块零五毛啊!何况马夫人是家庭妇女,根本不挣钱,她的钱不过从是梅夫人给的零用钱和子女给的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
“文革”搞了那么多年,马夫人常常哀叹,何时才能给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呢?后来大家出主意让她找周总理,可马夫人却说:“你们看看报纸上周总理的照片吧,看他都瘦成什么样儿了。他病得这么厉害,咱的事儿就别惊动他了。
”但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只有找周总理才能解决问题。马夫人终于下定决心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总理在病榻上看了这封信,在信的背面用铅笔批示了“已阅”二字,落款“周恩来”。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派了工作组调查此事,到郑州找我核实了周总理“三点指示”那段事情。
1978年8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大会,为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会上宣布:“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全国解放后不久,从香港回来,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服务,这是一个爱国行动。他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积极参加革命现代戏演出,对发展改革京剧艺术和培养青年京剧演员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马夫人的力主下,1979年3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隆重举行了马连良先生骨灰安放仪式。说来令人伤心,骨灰安放时,骨灰盒根本没有骨灰。马先生在“文革”中惨死,根本没有能够按回民的风俗安葬,而是火化以后,由梅夫人特许,把他的骨灰葬在了北京香山的梅家墓地。这个骨灰安放仪式,其实就是个形式,它向天下昭示了,马先生的沉冤得雪。
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以后,马夫人就搬离了梅宅,住在和平里。
1975年春节,我回北京准备结婚,先到侯宝林先生家去送喜烟和喜糖。侯先生问我:“你回来办喜事,给马老太太那边儿送信儿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怕让她破费。”侯先生诙谐地对我说:“你可别糊涂!你绝对应该去送信儿,否则她省了钱却挑了眼!
”于是,我就听了侯先生的话,带我爱人一起拜见了马夫人。翌日,我在家办喜宴,把亲朋好友都请到家里吃饭。马夫人派女儿马小曼9币姐给我送来了贺礼——一条粉红色的毛毯。这条毛毯一直在我身边,现在我专门做了个被套把它罩了起来,改成了薄被,每年春秋天还都在用。盖着这条毛毯,我总忘不了马连良先生、马夫人对我的培养和关爱。
“四人帮”倒台后,马夫人和吴晓铃先生、侯宝林先生、王金璐先生为我落实政策调回北京的事没少操心。
一次,马夫人要带我去北京市文化局张梦庚副局长家,谈一谈我回北京的事情。这时候,突然天降暴雨,我说:“今JL天不好,咱们明天再去吧。”她却一定坚持马上去,说:“下点儿雨,不碍事!”说罢,穿上雨鞋,拿起雨伞拉着我往外走。
雨下得很大,我怕老太太感冒,于是就打了辆出租车一起到了张局长家。张局长见了我们,上来就问马夫人:“这孩子对老师怎么样?”马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这孩子对他老师很孝敬,要不然我怎么会带他来呢?”……
我后来终于落实政策调回北京,并安排在北京京剧院工作。
一位俄国哲人曾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是马连良先生最小的学生,如今也接近花甲之年了,今天把这些往事说一说,希望能追思前人,教育自己,警示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