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被谁拿下的 “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案
禹作敏倒台后,大邱庄居民的生活仍然比较富足。
禹作敏,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原董事长。由于他的决策正确,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达到4.8亿元。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禹作敏一度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新闻人物”。
也许是应验了“物极必反”的哲理,1993年,禹作敏从“天堂”坠入“地狱”,他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99年10月,禹作敏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结束了自己“改革风云人物”的一生。
“讨饭村”怎么变成最富村
在案发前的几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对此,《纽约时报》曾有报道: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当时的禹作敏俨然已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他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春节寄语”: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大邱庄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办轧钢厂。禹作敏动员全村集资,他对乡亲们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们拜年。”后来大邱庄真火了起来。到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富裕之后,禹作敏曾说:“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
禹作敏虽只粗通文化,但话语颇有哲理:“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更为文味儿的则是:“完善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政治之果。”
据知情者说,闻知邓小平南巡讲话消息后,兴奋不已的禹作敏当即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将前些年收藏在小金库中以防不测的数亿资金,用于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禹作敏说,小平同志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讲了关键的话。
昔日“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的大邱庄,既不处于对外开放的阳光地带,也不属于享受特殊政策的经济特区,短短十几年越上“九重天”,这与禹作敏敢想、敢干的作风有很大关系。
私设公堂 殴死人命
在禹作敏“统治”期间,大邱庄成为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正因为有“大邱庄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的思想,禹作敏父子及其家族人员把造成财产流失的人当成“败家子”对待。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因为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说不清楚。
“3亿外债说不清”,“李凤政死时发现外来的干部有贪污。”这对把大邱庄财产当作自己家产的禹作敏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主持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说华大集团领导是一帮“败家子”,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另外4家公司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并对他们开始了非法审讯。
就这样,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禹作敏让人准备了警棍、皮鞭等刑讯器材,并设置了录音、录像设备。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大邱庄企业集团总经理禹绍政(禹作敏之子)、大邱庄治保主任周克文、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秘书长石家民等,先后对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进行了非法审讯。
12月7日,禹作敏主持审讯,他首先动手打人,别的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直把人打得鼻青眼肿,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问题才罢休。事后,他重赏了审讯“有功人员”。
禹作敏敢于私设“公堂”,他的部下就敢动用酷刑。12月13日,万全集团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带到会议室,要他交代问题。危福合说自己没有问题,打手们扒光危福合上衣,用电警棍击,用三角带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再换另一批。这场审讯持续了7个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个人参加了对危福合的殴打。当晚10点,危福合停止了呻吟,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层层设防 阻碍调查
执法部门通缉嫌疑犯并开始搜查时,大邱庄在统一指挥下,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设置重重障碍,组成“五道防线”,叫嚣天津公安部门非法抓人。
“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禹作敏把家人、亲信都绑到他的这架战车上,决心抗争到底。当执法部门进村搜捕犯罪嫌疑人时,禹作敏让领导班子成员组织3万人到县城游行。
大邱庄事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领导指示:“依法办事。”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
1993年7月31日和8月14日,检察院就刘玉田和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禹作敏等8名被告人受到公正审理和判决。
在庭审辩论结束时,禹作敏说:“大邱庄成为‘华夏第一村’后,我头脑膨胀了。造成这场犯罪有思想和历史的根源。”
“土皇帝”的悲歌
抬轿与自我抬轿相结合,禹作敏升空了。禹作敏是庄主,是企业家,是全国政协委员:当年有一个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其主题歌有一句歌词“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禹作敏忘了自己,忘了许多事,终于出事了。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个公司的一名职员危福合因涉嫌贪污,被严刑逼供,殴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员去调查,被村民拘禁13个小时。天津某市领导听说后大怒,亲令放人。
其后的调查则更为危险,大邱庄里有15支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个猎枪厂。于是政府调来武警,远远逼视,此事一时全国瞩目。
1993年4月中旬,禹作敏去天津,然后进去了。和他一起去天津的是8个精壮小伙儿,分乘4辆车。此前的3月,禹作敏还去北京开了全国政协大会。
其实,事情不应闹到竟然公然对抗国家司法机关的地步。3年前,大邱庄里就出了一起命案。几个凶手被捕后,禹作敏宣布,大邱庄每200户养1户罪犯家属,吃住全管。他带头为凶手们捐款10万元。禹作敏太相信经济决定政治了,以为财大便可以气粗,若有人敢说个“不”,一个大棒便腾空飞起:你要破坏改革开放?
据说,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家领导人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曾对一位离休官员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作敏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禹作敏用封建帝王的那一套来“统治”大邱庄,在大邱庄他的话就是圣旨,绝对说一不二。大邱庄的百姓,虽然很感激他,但也像怕魔鬼一样怕他。这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大邱庄“庄主”成功之后,把自己当成了大邱庄无法无天的“皇帝”,俨然成了一方诸侯。
目无王法、目中无人为禹作敏的人生埋下了悲剧的伏笔,而这出悲剧的导演就是他本人。
田文昌:为什么辩护
(访谈) 问:到今天为止,我想禹作敏这个名字已经被很多人已经忘了,对于你来说这个名字特别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名字,它给你带来的不光是一下子名声大噪,还带来些什么? 答:禹作敏(影响)是最大的。当时最血淋淋的,震动的是禹作敏。
(解说) 大邱庄是天津市静海县的一个小村庄。从1984年开始,在村支书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在短短十年内从一片盐碱地变成了当地的首富村,禹作敏一度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但也正是禹作敏,在大邱庄说一不二,把大邱庄变成了他的个人领地。
1990年,大邱庄村民刘玉田被殴打致死,在禹作敏的包庇下,死者家属求告无门,最终找到了田文昌。 (访谈) 答:这个被害人的儿子刘金惠,到我那儿血泪控诉了一番,我就觉得我忍不下去了,当时是拍案而起,太法西斯了。
问: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答:他就聊整个他们的详细过程,那是非常恐怖的,怎么引起来,怎么把他父亲活活打死,怎么把他哥哥,全家都关起来,孩子全关起来,怎么把脑袋打个大窟窿,然后他是关了好几个月,跑出来的,要不跑出来,他还找不到我。
(解说) 田文昌接下这个案子,当时他收了150元律师费和2000元差旅费。田文昌没有想到,这个案子后来办了3年。 (访谈) 答:(当时)我不是小青年,我知道这里面的凶险。
问:当时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答:禹作敏当时发了很多材料,发了很多材料,材料明确写我代理当事人告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找他的茬否定改革,否定中国农村的改革,这个非常险恶的。
问:当时他有没有直接威胁到你? 答:没有直接威胁到我,(但是当时)为了不让他们在外边折腾,就抓他(刘金惠),就下了死令,出动40多辆车,100多号人,死的活的都要,只要把他弄回来就行。
答:(而当时)只有我知道他在哪儿。 问:你当时不害怕吗? 答:也不能说不考虑,(当时)天津的一些政法委、人大的领导跟我讲得很直白,说禹作敏我们10年前就想动,动不了,你要是带着尚方宝剑,带着充分材料,我们就动。
这也是给我一种鼓励,我就到处搜集材料。 (解说) 田文昌奔走了3年,收集了大量证据,禹作敏的真实情况逐步被揭露出来。随后,检察机关也开始介入有关禹作敏的一系列案件中。1993年,禹作敏被逮捕,最终因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五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一举扳倒曾经不可一世的禹作敏,田文昌因此成为当年的新闻人物,他声名大噪了。 禹作敏案件后,每年都有上千名委托人来找田文昌代理官司。
就在我们采访期间,田文昌1小时内穿梭会见了4个案子的委托人。1995年,田文昌干脆辞去了大学教师的职务,挂牌成立了律师事务所,之后接连代理多起大案,以至于被许多人称为"中国刑事案件辩护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