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回家 高秉涵:惟愿回家的路不再遥远

专题 不一样的乡愁 编者: “游子你可记得土地的芳香,妈妈你可知道儿女的心肠”,一曲《乡愁》在2015年的新春唤起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惦念。于是,在这个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的季节里,人们再提“乡愁”。

当年,乡愁是余光中诗歌的一叹三叠;而今,乡愁成为离家在外努力生存、追寻梦想的人心头最柔软的情思。这情思里,不仅有台湾老兵耄耋之年才实现返乡之旅的动容,还被越来越多走出家乡、在外奔忙的人们赋予更多新的内容:不是与故乡路远而阻,而是儿时家乡的“失去”且不可复得。

即便只有短短的路程,心理上的疏离与失落依旧让人难以释怀。浓浓的乡愁里,不仅沉淀着对美好童年的追忆,更有对故乡逝去的不舍、对实现理想压力的怅然和对未来的期许。

童年高秉涵与母亲合影

他一生所流的泪,所受的苦,魂牵梦绕的所在,是能够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带着老兵一起 文/本刊记者 王海珍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家乡,家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的诗句《望大陆》无数次萦绕在高秉涵的耳边,唯有离家千里,思乡切切的人才能真正体味出诗句中的悲苦和期盼。

“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托马斯·卡莱尔的这句话被高秉涵反复吟咏。

他一生所流的泪,所受的苦,魂牵梦绕的所在,是能够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带着老兵一起。 于右任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

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他去世后,遗体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中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 高秉涵知道,他以及他的很多战友,那些普普通通、在台湾期盼了大半辈子、思念故土的老兵,他们的毕生愿望,也不过是能望一眼大陆,回到家乡。

很多老兵期盼一生,没能实现,山东菏泽籍台湾“老兵”高秉涵便将他们的骨灰一坛一坛地捧回大陆,让战友的骨灰掩埋在家乡的泥土中。

那一声“娘”永不变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逃难的记忆再次涌来——十多万人挤在厦门的沙滩上等船舰,13岁的高秉涵挤在人潮中,透过大人的肩膀缝隙望着海平面,最终来了两艘船,一艘船所装载的人最多不过一万,人群开始向船甲板上拥堵,疯了一般,船关门时,站在门口的人有的被切掉了胳膊,有的切掉了头,惨不忍睹,那些没有挤上船的兵们,举着枪朝船扫射,发泄被抛弃的怒火,一瞬间,甲板上血流成河。

高秉涵躲在船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

而半个月前,在遥远的北京,新中国宣布成立。 告别家乡是在挤上船的一年多之前,老家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

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我是半夜离开家乡的。”年仅13岁的高秉涵对于即将到来的分别还不知意味着什么。他只记得,夜半时分,他被母亲拉着去了父亲的墓地,“母亲让我给父亲的墓碑磕头,我就跪在那里磕,第一个磕得不是那么深,再磕下去的时候,母亲就用手重重地摁了我的头,让我重重地磕下去,我的头都磕疼了。

”从父亲的墓地回来,母亲又带着他去给祖母拜别——母亲并未将送儿子离开的消息告诉年迈的祖母,小小的高秉涵便在祖母所在的院落门口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然后和母亲悄然离开。

故乡最难忘的是什么?高秉涵无数次面对过这个问题,他也无数次用同一个答案回答:娘! 一句“娘”充满了浓浓的菏泽口音。“我13岁时离开家乡,在台湾生活了这么多年,家乡话几乎都忘完了,但这一声‘娘’我是永远也忘不掉的。

” 初到台湾,他随身带着一根棍子,孤苦伶仃一个人,忍饥挨饿,有时需要和恶狗抢吃的,他就用那棍去打狗。冷了饿了,被人欺负了,夜晚睡觉时,就会偷偷地在心里叫“娘!

” 想家了,憋屈了,偷偷地叫着不过瘾,他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地叫:娘!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娘,大声喊娘,一遍又一遍喊:“娘,我想你。” 娘,是他在台湾的内心倚靠。能活着再看到娘,是他孤苦日子中的最大动力。 在台北高秉涵家地下室的侧墙上,珍藏着母亲穿过的一件蓝色绸衣,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舍不得洗,怕丢掉一根丝。

“只要在家,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穿过的那件衣服,这样等于生活在她怀里一样,我现在已经是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 在高秉涵内心的某个角落,他永远停留在了13岁。 老兵的共同命运:回不去的家乡 从大陆逃难去台湾的老兵们,在台湾生活并不易。台湾本地人私底下以“老芋仔”的贬抑称呼。“老芋仔”和“老黑仔”发音相同,隐喻“猪仔”。

由此可见,老兵当年从部队进入人海茫茫的台湾社会,所受的歧视对待。 逃难,坐船,到台湾流浪,那些难捱的日子里,高秉涵几乎丢掉了身上所带的一切东西,唯有一张母亲给他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书没有丢,真是奇迹,仿佛是母亲在远方的护佑。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才有机会走向生活之路,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刻苦攻读,终于在1963年毕业,成为了一名律师。 彼时,政治气候处于严寒阶段,在那个两岸敌对的年代,台湾地区军民稍与大陆方面联系就有可能被冠以“匪谍罪”论处。

有些老兵想跟老家通信,一是台湾当局禁止,二是大陆重新进行过行政区划,记忆中的地址已成历史,连只纸片字都传递不到朝思暮想的亲人手中,返乡探亲是难如上青天的奢求。

那时,以严刑峻法禁止退伍军人返回大陆家乡,是国民党当局牢不可破的基本政策。 1963年,高秉涵刚毕业,参加工作,随即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他接触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审判一位偷渡回家的老兵,就是有名的“金门逃兵”案。

那个“逃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时被强拉入伍,来到台湾,成为部队的一名士兵,十年过后,这个部队又从台湾调守金门。

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金厦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家。这个士兵因思母心切,决定偷渡回家,他找来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一上岸,他就举手大喊:“我是从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 没想到,由于海水回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一个星期后,这个因“想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这件事,曾让高秉涵彻夜未眠,他太理解那位老兵想家的心情。

可是当时政治气候如此,他却无能为力。 那些年,高秉涵一次次站在金门岛,眺望海峡对岸。 “那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海鸟,飞过大海回家。”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8月,他前往西班牙趁出席学术会议之机,他写了家信,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

” 那次会议有大陆代表与会,高秉涵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台湾当局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

”高秉涵回忆说。后来,这封信委托同学经由英国、美国,寄到老家。 他在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毅力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 遗憾的是,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前,宋书玉已经逝世。第二年,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大姐高秉洁在给他的信中说:“母亲是睁着眼睛走的,她虽然睁着眼睛,但最后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 1982年1月,曾经流落台湾后来移民阿根廷的菏泽籍老乡卞永兰回菏泽探亲,返程时特意绕道台湾,留下了一大箱家乡的土特产和菏泽泥土。

全台湾的菏泽人都来了,身为律师的高秉涵主持分配,一家一个烧饼、3个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一调羹泥土,因高秉涵执行分配辛苦,分得两调羹泥土。

一切都在大家注视下小心谨慎地进行,可还是发生了意外—— 有一位老兵因为已到风烛残年,不小心将分得的泥土全撒在地上!他跪在地上用手扒拉,眼泪吧嗒吧嗒掉在了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