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是历史的罪人吗 马寅初《新人口论》始末
引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批判马寅初,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不仅堵塞了言路,使节制人口的主张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使人口问题变成无人敢于触及的“禁区”,此后15年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人口研究的成果面世。
1920年,马寅初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人口学论文“计算人口的数学”(《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4期)。但之后30多年,他几乎再没有任何人口学论著发表,而是集中精力研究财政经济。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很是兴奋;不过,每当他回到家乡调查研究,发现小孩子日益多了起来,带回去的糖果越来越不够给小孩子分摊,也担心:人口增加太快了,会拖住经济建设的后腿。
于是,他利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的工作之便,每到一地,都同工人、农民、干部座谈人口问题。
新人口论的诞生
1954和1955年,马寅初先后三次视察浙江省,用他的话说,旧时代浙江省11个府跑了10个府,详细地调查了解人口问题,特别是农村人口与粮食增长的情况。1955年,他写成控制人口增长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提交人代会。
正式提交之前,他先拿到浙江小组讨论,竟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对,有的还说他是马尔萨斯的那套,有的虽然认为他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有区别,但思想体系一致。尽管马老不能接受这些意见,但看到提意见者大都出于善意,还是主动地撤回发言稿。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的演讲,谈到“我国人口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的论述,马老认为时机来到了,在会上宣读了他早已准备好的原来的稿子,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重视。
毛泽东说:“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1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的生育的办法”。随后在3月1日的会上,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好”。 毛泽东明确提出人口要“有计划的生育”,还赞扬马寅初“讲得好”,使马老倍受鼓舞。
4月份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马老高兴地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他在原稿基础上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6月份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
基于中国现实的人口理论
《新入口论》连同马寅初在此前后发表的文章、演讲、答记者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分析了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一个前提、五大问题、三顶建议。
一个前提是对当时人口增长的估计。这是新人口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达到60,194万,自然增长率达到20‰。马寅初认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拿20‰来解释以后四年的情况恐怕有出入,实际上以后几年的人口增长率要比20‰高一些。
在对实际人口增长率客观估计的基础上,他提出人口增殖过快与加速资金积累、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原材料供给、与提高人民生活、与科学技术进步等之间都存在矛盾和问题。
马寅初指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限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一是在1958至1963年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了解在5年或10年中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二要大力进行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传统观念;待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
如果力量还不够大,应辅之以更严厉的行政力量,主张生育两个孩子的有奖,生育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育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得来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三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这些就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为了不被人误解,还专门阐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学说是反动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是错误的。并特别说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出发”,而《新人口论》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两者立场截然不同。
批判与罪状
然而随着“大跃进”人口越多越好论的不断升温,这些都成为“不打自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据,《新人口论》首先在北大校园遭到点名批判。接着全国知名报刊杂志陆续发表批判文章,以批判《新人口论》为主,稍带对他的“综合平衡”、“团团转”理论进行批判。
第二次批判始于1958年北大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号称“党内理论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发表讲话,阴阳怪气的说马寅初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恐怕是姓马尔萨斯的“马”吧!随后康生亲自给理论界一些领导写信,布置要像批判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
于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升了级,北大燕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就连燕南园马老居室内外的墙壁上、过道上甚至书桌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小批判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但是马老大都缺席被批判。社会上大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主要报刊批判文章达到数百篇之多。
当时加给马寅初的主要罪名,一说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鼓吹者,否定人口多是好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二说他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理论,把它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是根本错误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是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三说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四说他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新人口论》就是这种进攻的一支“毒箭”。
对这些批判,马寅初很重视,力图从中找出自己的某些不足,但他始终坚持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哪怕自己唱“独角戏”。
他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1960年第1期),表示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不久马寅初被撤消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从政坛和学坛上“蒸发”了。
两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一是把人口问题归为政治问题,造成其后十多年无人问津,形成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能研究人口问题的奇怪现象。二是“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发展越快”形而上学理论的一统天下。
三是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好象谁讲人口质量就是仇视劳动人民,忽视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四是在社会主义人口规律问题上,突出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似乎社会主义永远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
平反后的反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科学发展的春天,马老得以平反,新人口论得以翻案和正名。这不仅是人口理论拨乱反正的关键,更为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中能够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可以概括为: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马寅初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作为人大代表提出人口问题,从国家政治生活来讲是政治向题,意见和提案怎样处理,完全由国家权力机关决定。
但他提出的人口问题本身属于学术性质,在学术问题上,真理有时不在多数人而在少数人手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把马寅初当作艾奇逊来批判,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不仅堵塞了言路,使节制人口的主张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使人口问题变成无人敢于触及的“禁区”,此后15年,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人口研究的成果面世。
二要有充分的民主。批判和辩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辩论的一方人数颇多,上阵发表文章者超过百人;另一方却少得可怜,用马寅初的话说,是“单枪匹马”。是马寅初先生的学说没有人赞成吗?不是。对此,马寅初说:“自《新建设》十一号登出我的文章后,同意我的信已经不是少数了,有的虽表示同意,但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
其实,赞成马老新人口论的大有人在,就是他的经济要综合平衡的意见,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由于既缺乏政治民主,又缺乏学术民主,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为之辩护。似此等“辩论”,又能辩出什么真理来呢?!
第三,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旧中国人口生产具有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有效地解决了失业、灾荒、饥饿和疾病等一系列问题,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地降了下来,出现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人口变动这种新态势写出来的。许多批判者不从实际而是从主观意志出发,仅凭某些教条主义理论批判别人,结果批判得越狠,离开现实越远,造成危害越大,不利于科学的人口政策的出台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唯一标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