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青衣赏析 毕飞宇谈自己如何从土地出发寻找写作的方向
时间是在本世纪初,那时候,我在江苏省张家港高级中学任职,毕飞宇则刚刚以《青衣》获得了更高的文学声誉,《玉米》即将发表。
这种情形下,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达五日的交流。
我记得我第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毕飞宇回答说:“大学时代。”
这是我知道的,那时候,毕飞宇开始写诗,特别瞧不起小说。为什么呢?毕飞宇说:“一看就明白,没意思。我特别羡慕一个说话让我听不懂的人,简直是崇拜。不是调侃,是真的。所以我非常渴望一开口就把人家放倒,但是这不容易。为了让别人不懂,首先要让自己不懂,我就是这样写起了诗。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留了长头发,不写点诗说不过去。我只写了两三年,不是那块料。但我特别怀恋那段日子。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
我调侃道:“后来写小说了,头发也短了。”毕飞宇笑笑说:“是。”
这个问题的设计,我是希望毕飞宇能够谈及一个作家在开始写作时,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姿态,必须做好什么样的文学准备。然而,我们一开始就飞了起来,谈到了土地与乡村。
我们后来谈及到毕飞宇的一路小说,像《武松打虎》、《枸杞子》、《受伤的猫头鹰》、《白夜》等,写的都是他的老家兴化,兴化的乡村,乡村的孩子。
毕飞宇来了兴致,他对我说:“对我来说,乡村和孩子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对于都市,乡村本身就是一个孩子气的东西。乡村是生活的源头,比方说,城市里的砖头和家具,在乡村,它们表现为泥土和树,有一种起始感。乡村的孩子都是动物,感官特别解放,乡村的孩子一抬头就是天,一低头就是地,不是水泥路,是泥土,目光一拉出去就是地平线,鼻孔里全是风,感官特别地解放,像动物一样,做什么都极其本能。”
在这里,毕飞宇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作家,他必须处理好与土地的关系,他应该认识到,土地是万物之源。一切皆源自土地。我想,即使现在的网络作家,现在的都市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来于尘土。
毕飞宇在一篇采访他的对话里说过:“作家必须敏锐,必须。对人是这样,对大自然也应当是这样。作家的感官最好比脑子好用。我就觉得莫言、苏童的鼻子好,刘恒的耳朵好,王安忆的眼睛特别尖。他们现在都生活在都市,但是他们的身上有一股乡下的孩子气,这很神奇。”
毕飞宇提及的三个作家,莫言、王安忆和苏童,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镇,是任何想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写作者绕不过去的作家。
毕飞宇认真地说:“我觉得是这样。感官不好最好去做哲学家,弄艺术不行。感官好了,你甚至不要动脑子,不要对什么都专心致志,可什么都瞒不过你,全世界都在找你。当然脑子也不能笨,你不会误解,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吗?感官好的人,全世界都在找你,想挡都挡不住。你要想写出好小说,首先肯定得问一问自己,你有没有好的感觉器官。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感谢自己有一段乡村生活。
但当我对毕飞宇说及这一点的时候,我问他:“你是不是你很感谢过去有一段乡村生活?你的笔下兴化乡村,有时连地名都没有回避一下。譬如大营乡、中堡乡等。”
对此,毕飞宇说:“这要从两边说。我不喜欢乡村,我是说我生活过的环境。太苦了,太穷了。我吃尽了苦头才考上大学,离开了那儿。但是又有点喜欢,这是回过头来说的。前些年,东北师大的张钧先生到南京对我作了一次访谈,他已经去世了。那一次他对我说,要我带他到兴化去走一趟。为什么呢?张先生说兴化特别神。我哪里敢带他去,兴化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我们在毕飞宇的笔下,是看到了兴化被毕飞宇写出了神采。于是乎,所有的读者与评有,便都可能有了一种错觉,甚至连张钧这样的评论家也概莫能外。
毕飞宇进一步告诉我:“地理上的兴化与我的兴化是不同的。一个是行政单位,一个是感官世界和生活容器。我在兴化度过了童年、少年、青春期,它在我的身体里面。”
毕飞宇与我交流这一段经达,是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毕飞宇真的非常年轻,他说:“现在的人比那个时候庞杂多了,不只是几个器官。”这话,突别凝重了。因为,他说出了现代人的浮躁,说出了现代人的缺另一种心眼。真正的作家,必须有一种容器,容纳过去的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切。
毕飞宇就是这样心闲气定地梳理着那片土地给他的一切,并将那些梳理过的东西一古脑儿又塞回了兴化,于是,毕飞宇的兴化记忆成了另一个容器了,还有鼻子有眼的。这就是两回事了。所以,毕飞宇说:“我的兴化只是我,我这个人,我走过的所有的路,读过的所有的书。”
我曾经问过毕飞宇,问他笔下的兴化意象的创造,是不是力图像福克纳在笔下营造那片邮票大小的土地。毕飞宇当然说“这个不敢当。但是是这个意思。”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作家,从故乡那片土地走出后,都怀有一种文学野心与文学理想。
【注】:本文材料来源:姜广平著《“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与毕飞宇对话》,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过与穿越·与中国著名作家对话》
【下期预告】:每一个作家的笔下,都有着自己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