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档案文案 70多年国宝档案 山城见证人类历史最伟大文

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上万箱国宝,在历12载的奔波迁徙中,竟然基本无损,让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瑰宝,得以在战火中幸免。而重庆,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传奇,在抗战期间,用自己的特殊的地形,保护了那些堪称无价之宝的国宝级文物。而且,还首次看到了这些文物历经风波后的再聚首。

故宫文物南迁

南迁 西迁,历时5年

1933年2月5日凌晨,国民政府下令,把故宫59万件文物,分装13427箱,用木板车悄悄从天安门分批次推出,迁至南京,拉开了国宝南迁的序幕。然而随着战势的变化,谁也没有想到,重庆,这个与首都相隔千里的城市,会成为下一个文物南迁的目的地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就开始筹谋故宫文物南迁的计划。“七七”事变后,行政院决定,将已迁于南京的国宝分三路疏散至更安全的地方。于是部分珍贵的故宫文物在“西迁”中与重庆不期而遇。

“西迁”不同于“南迁”只有一个目的地,而是分为“三路”分别输送的。相比于“南路”和“北路”,"中路"文物的运输尤为险象环生。1937年11月,多达9338箱的文物沿着“中路”渠道展开运输:从水路自南京运往汉口,转到宜昌,在那里改用小船穿过三峡才到达重庆。据说其中2084箱故宫文物精品,在南京大屠杀的前5天才被抢运出南京。

而西迁之前,故宫的专家们就已经找到北京的古玩商人,并从他们身上学会了文物装箱的方法:选用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的木箱来装文物,每件文物在装箱前都要用纸、棉花、稻草层层包裹,再用绳子紧紧捆住,避免路途的颠簸擦挂造成损毁,对于字画这类文物,还需用油纸包裹以防进水。

近万箱文物,不止是故宫馆藏

有王羲之真迹,商周青铜,战国玉器

这三路文物,北路文物最终的落脚点在四川峨眉县;南路文物最初在贵州安顺,1944年起在巴南飞仙岩保存;中路的9338箱文物,于1938年5月22日由汉口秘密进入重庆,在渝保存近1年,为躲避战火才转运到乐山。

三峡博物馆专家胡昌健,20年前就开始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研究。他告诉本报记者,所谓“故宫文物国宝”,是一个统称。当时进入重庆的国宝,有故宫的,有颐和园的,也有承德山庄的,还有部分是南京博物馆的。

胡昌健说,这些文物,书画类有王羲之等宋明大师真迹,珍贵的商周青铜器,战国时期的玉器等,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

安达森洋行旧址

巴南飞仙岩,藏过国宝中的国宝

1938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在重庆主持了关于故宫文物在重庆存放地点的会议,决定立即修建专门的库房收藏国宝。同年,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成立,地点在巴南。

担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的马衡,是中国著名的金石学家,精通实地考察与遗址发掘。他带着同事们在重庆周边四处寻找合适的位置修建库房,最初是计划在菜园坝挖一个巨大的山洞来安放这1.1万箱文物,但是因为耗时太长被搁置了。

最终,大家决定暂时在安达森洋行、川康银行和吉时洋行仓库这三处地方存放文物。现在,位于南滨路慈云寺附近的安达森洋行以及渝中区的川康银行都还保留有遗址,唯一遗憾的是位于南岸王家沱的吉时洋行仓库,已不见踪影。

但随着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让专家们觉得重庆主城区也不够安全,所以这些国宝才开始向乐山等地迁徙。胡昌健告诉记者,当时专家们内部有一原则,宝藏藏身之地,必须离主城核心区40公里远。

在这一条件下,巴南飞仙岩,成了现在重庆主城区唯一符合条件的地方。当时,从贵州安顺迁来80箱文物,基本上都是字画真迹,曾在莫斯科等地展出,被胡昌健称为“国宝中的国宝”。其中,可以肯定的是,范宽的真迹(现保存台湾故宫博物馆)也在其中。

巴南文管所所长黎明判断,之所以把飞仙岩作为藏宝地,是因为地势险要,而在我市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我市文物工作者整理当地村民的口述史时了解到,当年老一辈村民都知道飞仙岩有宝藏,但那里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轻易不能接近,只有少数村民在机缘巧合下见到。为防文物受潮,天晴时,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就会将宝贝拿出来晒太阳,文物里有龙袍、字画、碗筷等。遗憾的是,飞仙岩仓库遗址现在只剩下一间库房。

曾经存放故宫国宝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民房

微损坏的人类奇迹,文物首次齐聚重庆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分散在贵州安顺、四川峨眉与乐山的故宫文物全数回到了重庆,这是故宫迁徙转移的所有文物终于第一次齐聚,更令人惊奇的是,13427箱文物受损者极少。

1947年,存放在向家坡(现海棠溪附近)与飞仙岩的故宫文物又一次被秘密地搬上了汽车、轮船,从重庆出发,经公路、水路共走了56天,顺利抵达南京。

胡昌健说,当时这些宝藏押运过程,属于高度机密,直到上世纪末台湾故宫方面的信息披露,才知道重庆究竟那些地方,曾是那些国宝的栖身之所。这和当年文物工作者提前准备,也有很大关系。

当年“西迁”至重庆的这批文物究竟价值几许?胡昌健说,根本不能用寻常价值来确定,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精髓在这次迁徙中被完好保留、延续至今。他认为,在世界战争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成功国宝迁徙,都是及其罕见,堪称中国文物保护史,乃至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最伟大奇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