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 方汉奇:纪念徐宝璜先生
徐宝璜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支持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运动。五四(注:五四运动)前后,又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他的著作中,洋溢着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
徐宝璜在中国的新闻界和新闻学界,有“最初的开山祖”之誉。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他拥有三个第一。即:
(一)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这里指的是1918年在北大文科各系开设新闻学选修课一事。在大学开讲新闻学课程,以前从未有过,这是第一次。此外,他还是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新闻系主任,任职期间在1923年,任职单位是平民大学新闻系。这也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成立了新闻研究会,不久改称新闻学研究会,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徐宝璜从1918年9月起,就参与了这个研究会的筹备活动。
从1918年研究会成立,到1920年研究会停止活动,他始终其事。研究会成立后,蔡元培以北大校长名义挂名为会长,他担任副会长,是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研究会设有两个专职导师,一个是邵飘萍,另一个就是他。这个研究会共有50多名正式会员,毛泽东是其中一个,曾经听过徐邵两位导师将近半年的课。在新闻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过他们的启蒙。
(三)出版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徐宝璜早在1918年9月就将他在北大文科各系讲授新闻学的讲稿,用《新闻学大意》为题,在《东方杂志》上连载。1919年又以《新闻学》为书名,交北大出版部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
因此被蔡元培称之为“破天荒之作”。这部专著自1919年初版后,曾陆续再版4次,最近(注1994年)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连同初版,前后出版了6次,这在中国的新闻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可见其受推重之一斑。
这部书完成于75年前,其中的某些观点,可能已经陈旧,作者认识上也自然有其局限,但其中的有关新闻学普遍规律的论述,有关报纸功能的论述,有关反对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的论述,以及新闻如鲜鱼这一形象的比喻,仍然历久弥新,给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以很大的启示。
向徐宝璜学习些什么?我以为首先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和趋时精神。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学者,他任何时候都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地追求进步,追求理想。他所发出的声音,是他所在时代的强音。他所弘扬的科学、民主和革命精神,正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主弦律。
其次,是他在学术上敢于开拓的精神。在他以前,中国还不曾有过一部新闻学专著,为了完成《新闻学》的写作,他不仅系统地研究了新闻学的理论,而且对新闻的性质、任务、价值,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职业道德,报纸的编辑、采访、广告、发行,以及新闻事业与各方面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考察。
虽然参考过西方的同类著作,但“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新闻学》自序)。这种自我作祖,勇于开拓的精神,体现了先驱者的勇气和智慧,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是他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徐宝璜是系统学过西方的新闻学的,但是他的这部专著并没有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密切地联系中国新闻事业的实际,书中的绝大部分事例,都取自中国,全书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丝毫没有生吞活剥之病。
这一点也是为后来的某些言必“罗马希腊”照搬国外那一套的新闻学著作所不及的。今天看来,以徐宝璜为学科带头人的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研究,起点并不低,当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抚今追昔,我们绝不可以妄自菲薄。
目前,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正处于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纪念和学习徐宝璜,将激励我们更深入地探索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和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体系,使我们的新闻学研究,走向世界,达到新的高峰。
注:此文是方汉奇教授为纪念徐宝璜诞辰100周年而撰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