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英国剑桥 106岁杨绛仙逝 “我们仨”天上团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杨绛《我们仨》)
106岁的老人过世了,我们仨天上团圆。在此推荐友人的小文一篇,纪念杨绛老先生,也感恩这位百岁老人给我们带来的生活智慧。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杨绛成了情感鸡汤的代言人。其中最火爆的莫过于她百岁生日前的一段采访,在采访里,她讲述了她的婚姻经历:愿意为爱牺牲,互相理解支持。这些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儿,从杨绛口里说出来,更显得增长了一百岁的智慧。 比这流传更广的,是钱钟书赠予杨绛《人•兽•鬼》时的扉页题辞: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还有那句更为精炼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新时代,不少女性激烈反对“贤妻”这样的帽子。贤妻意味着牺牲,意味着不平等,意味着旧式。但最有趣的是,杨绛这段自白,恰好是 “向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建言献策。而她的采访在朋友圈疯转,以前那些要自由、要平等的新女性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追捧贤妻杨绛。这倒也是有趣。
毫无疑问,杨绛一定是个贤妻,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卑躬屈膝照顾家人,连吃饭都要蜗居在厨房里的家庭妇女。她的贤包含着一种古典和现代的智慧:既有趣又平等,是个自由的贤妻。
杨绛和她的丈夫钱钟书是才情相当的佳偶,但并不门当户对。杨绛在开明的新式家庭长大,钱钟书却出身家教极严的古文世家,他的父亲钱基博是造诣深厚的经学大师。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双方家庭的观念差异。他们俩的结婚仪式是新旧参半,因为杨家主张新式婚礼,但钱家要旧式婚礼。在婚礼前,钱钟书向杨绛父亲说明,在钱家,婚仪须磕头。杨父认为这是前清废礼,大为不快。作为新娘子的杨绛却表示这不过是“礼节而已”,不重要。
杨绛的妯娌们私下常说,“钱家的媳妇,不好当”。30年代末杨绛的母校苏州振华女校复校,有人邀请杨绛担任校长,钱父钱基博老爷子就大为不满,认为女人“谋什么事?还是在家学学家务! 便是做到俞庆棠的地位,也没甚意思。
”(俞庆棠,也是女性,上海东吴、沪江、震旦等大学的教授,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更有趣的是,杨绛的父亲对钱博基老爷子的态度大为不满:“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这样的故事若是放在今天,凭借钱杨二人的文才和名声,恐怕不难成为天涯八卦版的热门帖子,但杨绛却能处理好这些最琐碎的麻烦事儿。而且,这一次,杨绛“无视”了公公的要求,依然去当了校长。即使她做了公公反对的事儿,但她与公婆相处得却相当不错。甚至在钱老夫子病重时问妻子,如果自己死了,以后她跟谁过,钱母说:“我跟季康(杨绛本名)”。
这种“门不当,户不对”,对很多现代人来说是一种迈不过去的槛。但对于杨绛和钱钟书来说,这只是他们壮阔人生中最初的一点考验。
杨绛曾评价钱钟书有“痴气”,称他为“呆大”,在外人看来这自然是一份书呆子式的可爱,而对于朝夕相处的妻子而言,这却是个头疼的事儿。 这意味着杨绛要在日常事务上有更多承担。不少现代女性要求和丈夫平分家务,但面对钱钟书这样一个才情颇高却笨手笨脚的丈夫,杨绛还真没办法要求平分家务。
在杨绛生女儿阿圆时,钱钟书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在杨绛床前说,“我做坏事了。” 在这段时间,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而杨绛每次都笑咪咪的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
这些有可能击垮普通夫妻的琐事,在杨绛那里都不算事儿。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了更大的风暴。50年代钱杨二人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是当时的政治风暴中心。但他们的感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诸次“运动”中全身而退。这几乎是奇迹。
或许只有从当年恋爱时杨绛写给钱钟书的信中,才可以对这份感情历久弥坚的秘密窥见一二。杨绛说:“现在吾两人快活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这封信被古板的钱基博老夫子偷偷看到,评价道,这是个聪明人。这里说的聪明,乃是一种人情练达的智慧。在那个年代的新女性杨绛也曾在旅途中被另一位国学大家钱穆夸奖:“只看你行李简单,可见你能抉择”。
诗人辛迪说钱钟书有“誉妻癖”(uxorious),这是个流传颇广的段子。但大家往往没注意到辛迪所说的“誉妻”有三件事,具体是:第一,杨绛所作的剧本《称心如意》上演,使她一夜成名,她却和平时一样烧饭、洗衣,不为所动。
第二,面对日本人的抓捕,杨绛佯装倒茶,上楼迅速藏好《谈艺录》手稿,宪兵司令部要传唤杨绛,她前一晚却依然睡的很香。第三,一次家中煤油着火,杨绛身手矫捷,制止一场大祸。这三件事都可见杨绛遇事沉着。
丈夫钱钟书也好,公公钱基博也好,还是友人钱穆也好,他们赞美杨绛的都是些小事情,从小事情中看出为人,正是一种高明的古典智慧。懂人情、能决断,遇事沉着,这几种品质无关新旧,但一个人有了这些品质,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活得好。
1958年杨绛下放到农村,“在乡下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让大家惊讶不已。后来他们夫妇又被打成“牛鬼蛇神”,杨绛却还能“精工巧制”自己的罪名木牌,和丈夫“好像艾丽思梦游奇境”般互相鉴赏,感叹“curiouser and curiouser!”(越来越好奇)这样的坦然自若可能构不成“英雄”姿态,却别见一种能屈能伸的风骨。
杨绛身上的品质部分源自天性,而部分则是在后天的读书中形成的学养人格。杨绛最赞赏英国的女作家简•奥斯汀。50年代在文学所时,别人说,奥斯汀有什么好?马克思从没提到过她。杨绛不服,说:“也许马克思没读过简•奥斯汀。
”后来杨绛还专门写了一篇《有什么好》进行解释,她认为奥斯汀好在“冷眼看世情”,她最有名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就是从恋爱结婚的角度写尽世态人情。最重要的是,看懂了世态之后,还依然保持内心是非善恶的标准,以此照见世间的可笑之事。
在这个大众传媒时代,钱杨爱情似乎又被书写为传奇,但钱钟书自己并不这么看待他与杨绛的关系。1959年,钱钟书曾写诗赠杨绛: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在为杨绛的回忆散文集《干校六记》所写的《小引》中,钱钟书又再一次表示,他很不喜欢《浮生六记》。
熟知中国文史的钱钟书当然清楚,无论是李清照与赵明诚,还是《浮生六记》中的三白与芸娘,看似才子才妇的佳话,背后其实遮盖了不少日常生活的颠沛困顿。在《金石录》的后记中,李清照就流露出对丈夫让自己独自在战时保护书画藏品的不满。世人的浪漫想象,其实不过是在断章取义中形成的一厢情愿。
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之“贤”,指的不是单方面的牺牲,而是他对妻子的女性生活智慧表示佩服。当年新婚夫妇一起游学牛津时,大才子钱钟书搞不懂古文手稿的装订方式,熟知折纸和裁缝的杨绛却一看便知;后来他们一块下放、遭受批斗,杨绛被剃了“阴阳头”,就自己动手做假发;即使被发配打扫厕所,她都能清理得一干二净,让人顿生敬重之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贤”这个字,本身就是对于高尚德性的赞美。
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平心静气地走过一百多年的风雨。写作《上海生死劫》的郑念,曾经是富家千金、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她在丈夫病逝后担任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顾问,有时还代理总经理,独自撑起家业。
60年代“小将”们冲入她家,郑念却劝他们不要砸毁古董,至少可以卖到香港去给国家挣外汇。后来她因为间谍罪名入狱,在狱中仍尽力维持着环境的整洁,并用毛主席语录为自己辩护:“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
她最后也活到了94岁高龄。写完小说《洗澡》之后的杨绛曾对女儿钱媛说:“人人需洗练”。时势变动,人就也要跟着往前走。这种明智、圆融、练达的人情智慧,其高明并不在杨绛翻译《堂•吉诃德》和文学创作的才华之下。这正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评价中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