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老婆 钱学森参加国宴发现名字被划掉 竟是这个原因

战争年代,有很多的科学研究者都被送去国外学习了,很多的科学家们在建国之后都利用各种手段和办法回到祖国,他们希望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正是其中的一员,他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和压力终于登上了回国的邮轮回到了祖国。

钱学森回来后不久,毛主席就让人去给他送了一个请柬邀请他参加国宴,钱学森接到请柬之后非常的开心和重视,到了日子的那一天他精心的准备了一番就去赴宴了。

到了地方他按照请柬上所说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找到之后,他却发现请柬上所写的他的桌位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找了一个服务的侍者询问。

侍者帮他查询了之后告诉他,他的名字被主席给划掉了,侍者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让钱学森自己去问主席。钱学森非常尴尬的准备去找主席,主席的时候自己走了过来,亲切的笑着对他说他的名字是自己化掉的,因为主席想让钱学森和自己坐在一起。

这下钱学森才明白,主席是非常关心我们国家的核事业的发展,想要钱学森和他坐在一起讨论有关的问题,所以才把钱学森的名字给划掉了。

钱学森非常的感动主席对自己的重视,主席把钱学森当成了座上宾所以钱学森也更加的坚定要为我们国家的核事业做出成果。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钱学森都默默的为祖国做研究做实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放弃我国的核事业。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周总理花了很大的功夫才从国外争取回来的,所以主席和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他。不过钱学森也并没有让我们失望,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并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这也算是他给国家和主席最好的回报了吧!XLW

1997年夏天,一个90岁的老人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在地,然后肇事者直接跑掉了,身旁一个又一个人路过,却没有一个人扶他起来。许久之后,终于有两个老人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其实是两弹元勋邓稼先、诺奖得主李政道的老师,是中国的核弹之父,为国为家为师,他1次错过诺贝尔奖,甚至还有两次放弃诺贝尔奖,这个人叫王淦(gàn)昌。

1907年,王淦昌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小镇家庭,他的爸爸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按道理来讲,他的童年本该无忧无虑度过,可命运似乎并不喜欢按常理出牌。王淦昌4岁那年爸爸就因病去世,接着9年之后,妈妈也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这样,才刚刚13岁的王淦昌就成了孤儿,跟着外婆生活。本是无忧无虑的年纪,为了生活,王淦昌却不得不成为了一个放羊娃。幸运的是王淦昌的外婆,这个封建社会下的小脚老人,居然十分有远见地觉得:中国不缺放羊娃,但是缺少有学问的人。

就这样,王淦昌一路从小学读到大学,还十分争气地考上了清华。然而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北洋政府更是软弱无能。软弱嘛,自然只有挨打的份,当美日法英向中国提出不合理要求,践踏中国主权的时候,北洋政府默默不说话,看不下去的爱国学子们,一起走上了街头抗议。

在总理府门口,卫兵们却把枪口对准了学生,王淦昌眼睁睁地看着,刚才还和他一样满腔热血的同学,瞬间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才20出头的他,内心悲痛至极,却又无能为力。

那天晚上,他去了老师叶企孙的家里,本以为自己一身正气的他,却被老师当头棒喝,叶企孙严厉地斥责他:

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说完这句话,这位培养了十几位两弹一星元勋,50位新中国院士的七尺男儿一下子泪流满面。王淦昌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在那个中国内忧外患的夜晚,他做出了一个对他此生影响深远的决定:献身科学。

从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王淦昌觉得这并不够,因为那时最先进的科研成果都在大洋彼岸的国外。既然如此那就考啊,他又考了江苏省的官办留学生,到德国柏林大学去留学。在物理学迅速发展的德国,王淦昌也跟从了一位名师——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纳。爱因斯坦曾评价她: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中国学生,可没想到就是在这位名师手下,彼时还是一个学生的王淦昌却第一次错过了诺奖。

在世界科学的前沿地带,王淦昌如饥似渴,他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新想法。在一个物理研讨会上。有人用实验证明:用钋的α粒子射到铍—7中,产生了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他们用盖革计数器计数后认为是高能量的γ射线。王淦昌却本能地觉得这结论有问题啊,他还提出了实验改进方案,并坚信通过这样的方法一定能找到正确结论。

当他找到老师时却被拒绝了,第二次找过去,王淦昌再次被拒绝了,老师让他忙自己布置的实验,没办法他只能放弃。可是才过去两年,一个英国人就找到了中子,还获得了那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所用的方法正是王淦昌当年的设想。迈特纳知道此事后亲自向王淦昌道歉,王淦昌却只是宽容的笑笑:只怪自己没坚持。就这样,24岁的王淦昌第一次和诺奖擦肩而过。

经此一事,虽然错过了诺奖,王淦昌的能力却早被大家看在眼里。

1934年,他拿到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心里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回国。德国的科学家们劝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你又何必去呢?王淦昌却回复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的祖国正在遭难,我要回去为我的祖国服务。

王淦昌心急如焚,一刻也不愿意多耽搁便马上启程回国。在德四年,什么都可以不要,王淦昌却悄悄地带了一样东西——镭,那将是全亚洲唯一的一块镭。

27岁的他在浙江大学当了一名教授,对于此时的王淦昌来说正是需要环境和机会,大展身手的时刻。可那时的中国有多乱大家也都清楚。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甚至被迫内迁,王淦昌不得不跟着学校跋山涉水颠沛流离,要靠科学救国,却不能做研究怎么办?他就把家里的金银细软全部都捐出去,给军队买枪炮,而他自己和家人穷到根本就生活不下去。

堂堂浙大教授,为了生活不得不每天牵一只羊去学校,上完课就去放羊然后回家,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牧羊教授"。

这只羊,王淦昌看得无比金贵,因为那是他小女儿的奶水来源。可是每次空袭警报响起,跟着他一起跑往防空洞的不是那只全家支柱的羊,而是他死死守着的那一块镭。可是终究是没有条件做实验研究啊,怎么办呢?王淦昌开始整理自己的核物理理论,并寄往美国著名杂志发表。2个月后远在美国的物理学家阿伦根据王淦昌的论文进行了实验,并发表了论文《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这实验被人们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方法。

中微子是什么呢?在当时的科学界有一种说法,谁发现中微子,谁就将获得诺贝尔奖,这一切王淦昌都知道,连具体操作方法他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了论文里,可是在当时的中国,他哪里有实验的条件啊。

在论文发表50年后,另一个美国科学家果真发现了中微子,并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用的方法正是王淦昌-阿伦实验方法。彼时的王淦昌已经88岁,他平静地说道:这本来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只是当年中国正被日本侵略,我的生活颠沛流离,不具备实验和研究的条件。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错过诺奖!而找到这个方法时,他才不过35岁。

这句话背后透露着多少不甘,却没有丝毫的委屈,因为这个选择他心甘情愿,他一心扑在怎么才能学习更多的知识,怎么才能为中国搞到更多的设备上。他到美国伯克利分校访问还攒下生活费,费尽周章买来电子设备带回国。王淦昌这样的人,但凡有点条件他就能搞出成果。

1956年9月,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王淦昌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职位是研究员和副所长。做科研的人都知道要想做出科研成果,实在是太难了,更何况是做出世界性的研究成果,有些人一辈子都籍籍无名,可王淦昌不一样,短短两年半的时间,他就带领研究小组首次成功发现了一种反物质——反西格马负超子存在的证据。

没错,只要继续研究下去,必然能发现这一反物质。当时就有人说这将又是一项可以获得诺奖的巨大成就,然而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苏联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这份协定对我们有多重要,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时国内几乎一切高技术的东西都靠苏联专家来帮助完成,而这一撤众多项目不得不停滞,而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原子弹研究也瞬间陷入瘫痪。

可当绝望中的科研人员整理苏联专家留下来的资料时,却发现了一份绝密电文,内容简洁而有力:我们离开了,但你们还有王淦昌。这封十几个字的电文来自一位对中国友好的苏联专家。

1960年王淦昌奉召回国,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里,钱三强正在等着他,他们开始传达周总理的口信:王教授......我们想请你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现在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制造出原子弹来!因此我们要为祖国争一口气……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一旦投身其间,恐怕就要从此告别基本粒子研究工作,您的意见如何?

在这一连串的询问中,在许多人一辈子都渴望却求之不得的成果诺将面前,王淦昌却只坚定地说了六个字:我愿以身许国!

他收到的要求是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可是一想到国之重器需要他,他就再也等不及了,第二天他就前去报到了!从那一天起,世界物理学界大名鼎鼎的王淦昌消失了,因为已经53的王淦昌改名王京,离开家乡和亲人,奔赴了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并从此隐姓埋名17年,能联系到他的只是一个神秘的信箱代号。

每当他的子女们问起:爸爸在哪儿?妻子总是回答说:他在信箱里,在那个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快了都喘气的地方。

53岁的王淦昌开启了大步快跑熬夜工作的架势,在我国西部核试验基地,他心里一直装着当年的那个夜晚,叶企孙老师对他说的话: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他只希望我们的核武器快一点再快一点研究出来。他到广州去开会,陈毅副总理握着他的手问: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王淦昌信心满满地答道:再过一年。陈毅高兴地回答: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

果然,1964年10月16日,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紧接着,1967年6月17日,又是一声巨响传来,我们的氢弹也爆炸了。

从那时起,中国的腰杆真的挺起来了,它们成了中国的巨大屏障,我们再也不担心外国来犯,终于可以大力发展经济了。然而出于保密需要,王淦昌并没能马上把名字改回来,他继续以王京的身份生活着,并以将近花甲的年纪,继续坚守一线,废寝忘食地领导中国的地下核试验。

他的心里着急啊他说:任务那么紧,项目那么多,有一项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试验。可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他心里还着急,跑到缺氧气喘的时候,就他在办公室接上氧气袋,然后继续工作。

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和国际学术界断绝交流,隐姓埋名17年后,王淦昌终于恢复了自己的名字。有一年除夕夜王淦昌和他的学生邓稼先在帐篷里相互敬酒,邓稼先对他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话音刚落两个人抱头痛哭……

恢复自己的名字后,王淦昌的生命里仿佛只剩下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搞科研,普通人努力追求的名利,在他眼里就是浪费时间,他辞去了核工业部副部长,辞去了原子能研究所所长,辞去了核物理学会理事长,但生命中有一件事他将永远不会辞去:搞科研。

当看到电影里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90多岁还在搞科研时,他高兴的像个孩子,说:我还可以搞好多年的科研呀!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知道我们能源短缺,他去研究核聚变搞核能发电,知道我们科技力量薄弱,他和多位科学家联名上书搞提高我们科技水平的"863计划"。在他和其他科学家的努力推动下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他真的像巴甫洛夫一样,一直干到了90岁,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X光机、惯性约束聚变……

这些我们普通人连名字都看不懂的成果,他出了一项又一项。有人说:王淦昌这一生的成就,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

1997年夏天,本就年高体弱的他,被无名氏骑车人突然撞倒,摔成骨折重伤,流了一地的血。然而那个骑车的人,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旁边路过的人也视而不见,他们并不知道,此刻躺在地上的是这样一位国宝级人物,是被大家称为中国核弹之父的人。

最后,还是两个过路的老人,把王淦昌送到了医院。

有人回忆最后一次向王淦昌汇报工作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的物理实验准备已完成,即将开始作实验了!可躺在病床上的王淦昌连话都讲不出来了,却还在努力回答,他用力睁大眼睛,双手合拢,表示赞成。

1998年12月10日,为国家操劳了一辈子的王淦昌终于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等到国家给他的卓越贡献送上勋功章。1999年9月18日,"两弹一星"表彰大会召开国家决定授予于敏、朱光亚、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看到"追授"两个字,笔者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一幕,他终究是没能亲眼看见,就差那么短短的一年。今年是王淦昌去世20周年,这20年间,有核弹镇守国家,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开展一带一路,迅速发展经济,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1998年的5160元增加到2017年的25974元,我们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世界性会议,我们的航母下水、飞机上天,自己造了天眼,量子计算机走在世界前列。

当年他和其他科学家努力倡导的"863计划",已结出了累累硕果,可是他却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当然,我们也不会知道他,更不会知道今年是他去世20周年。毕竟,他的工作要隐姓埋名17年,毕竟当年路人撞倒,无数人从他身边路过的时候,都不会知道他们身旁的是"中国核弹之父",更何况是我们呢。

我也知道,当他3次错过诺奖的时候,当他主动淡出世界科学界的视线,投身西北大漠的时候,他就已经放弃了名和利,淡泊名利,家国天下,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历来都有的风骨。

但在笔者看来,我们却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因为,今天的勋功章有他一份,而我们,该让付出的人皆有所得。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被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

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在初中时,是他让华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后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年,200多名清华学子赴美留学(庚子赔款),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

他深知,庚款乃是国民的血汗,自己留学必须从国家需要和自己的长处严谨思考,以图报国。

最后,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在当时大批留美学生中只有极少数青年高瞻远瞩地注意到物理科学的重要性,而选择了这一方向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短短两年,他便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

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做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

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特务团"被捕。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

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释义:我因为疏狂放肆而终遭杀身之祸,这还有甚么可说的呢,你们也都将被当作罪人而被判处死刑。但我一生的行状自己心里清楚,还是可以追忆回顾的。至于能不能这样,尤其是头脑中所想到的,你们或许不一定全部知晓。

叶师引导出的科学明星,后都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钱三强,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专攻核物理并做出显著成绩。

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功臣。

王大珩,攻读应用光学专,后成为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奠基人之一。

陈芳允,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

还有于敏、程开、朱光亚、屠守鳄、周光召等等等等,几乎都是我国各科研行业的拓荒者与奠基人…

1999年9月18日,表彰"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当时健在的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已逝世的老科学家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上述23位科学家中有9人是叶企孙的学生,有2人是叶企孙的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多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