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与苏轼 苏轼、苏辙一辈子都没买得起东京的房子。

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这个一直以来被冷落和压抑的群体,在宋朝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立起犹如近代的商业文明。他们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行陌”文化,构建了健全的行业组织,而且为了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宋朝商人积极地向士大夫靠拢,一方面寄希望于子孙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另一方面刻意模仿和追求士大夫的兴趣和品味,甚至在同士大夫的交往中获取了更大的商业利益。

“陌”钱:各行各业有规矩

在宋朝,铜钱是普遍使用的货币,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千、百为单位进行交易。一千钱用一根绳子串起来称为“一贯”,这根绳子叫缗,所以也称为“一缗”。一贯大约是普通人一场宴席的费用,在北宋首都东京,一套普通房屋的价格在一千五百贯左右。一枚铜钱的重量是3.5克左右,一贯的重量就是3.5千克,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十千脚店门前就画着一个人手捧十几贯铜钱,正在费力地往旁边的平板车上搬运的场景。

《清明上河图》中手捧一贯贯铜钱的车夫

除了“贯”,“陌”也是日常交易中的常用单位,为什么要用“陌”?《梦溪笔谈·卷四》中有解释:“借陌之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就是说用“陌”这个字是因为偏旁里面有个“百”字。但是,与现在的“佰”所代表的整一百不同,“陌”是有很多种的:只有“足陌”代表整一百,又称为“十十钱”;与“足陌”相对,不够一百的称为“短陌”。

“短陌”这种现象始于唐代,安史之乱后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政府从一缗钱中抽取若干钱,但仍等同于一缗,称为“垫陌”或“除陌”,相当于从中抽取了一部分税金。宋代沿用了这样的做法,宋太宗的时候,官方规定以七十七钱为陌,称为“省陌”。

既然官方都可以“缺斤短两”,到了民间交易的时候,便演生出了“市陌”和“行陌”,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折扣价。根据《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街市贸易通用七十五钱为一陌,称为“市陌”。对于不同的行业则又有不同的“行陌”,比如买卖鱼、肉、蔬菜时以七十二钱为一陌;买卖金银的时候以七十四钱为一陌;买卖珠玉首饰、雇佣婢女、以及买卖飞禽走兽、昆虫以六十八钱为一陌;而书写文章则是以五十六钱为一陌。

宋代商行组织

自汉代以来,城市一直都采用“里坊制”进行规划和管理,每个城市都设有专门用于交易的“市”,每个市场都有各自交易的商品种类,比如我们熟知的《木兰辞》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到了宋代,商品贸易不再局限于官方划定的市场中,“里坊制”逐渐被“坊巷制”所取代,出现了成片的商业街。于是售卖同类商品的商家会在一条街上聚集起来,有些街巷甚至以聚集的商家所在行业来命名,比如《东京梦华录》里所记载的东、西鸡儿巷(“鸡”通“妓”,妓院云集的地方),马行街、牛行街(卖牛马的商人聚集的地方)、杀猪巷(杀猪屠夫一条街)等。

朝廷的用度开销是最大的,需要许多商家一起提供商品和服务。于是为了采买便利,就设立了“团”和“行”的商业组织,不论商品大小,都有属于自己的组织。比如青果团(卖青果的商家联盟)、柑子团(卖柑子的商家联盟)、鲞团(卖腌制鱼的商家联盟);还有酒行(酒业联盟)、食饭行(酒店联盟)。

在此基础上,对于服务的提供者,像医药、占卜、工匠也都有类似的组织,有些称为“市”,比如药市、花市、米市;另一些称为“作”,比如金银打作(金银工匠联盟)、木作(木匠联盟)、石作(石匠联盟)。

这些“团”、“行”、“市”、“作”等商业组织,有点类似同时期欧洲的“行会”,二者有类似的地方,如同业商家互帮互助,限制恶性竞争,保证市场经营稳定;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方的行会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在爆发战争的时候,行会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连队参加战斗,并且由自己推选的指挥官率领。相比而言,宋朝的行业组织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车水马龙的东京街市——《清明上河图》局部

但是,这些宋朝行业组织仍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确保了商业活动的诚实守信。在当时,每一个行业组织都有一个行业领袖,不同于我们现在的“商业联合会会长”这种荣誉称号,那时的行业领袖是有实权的,这种权力由朝廷赋予,对全行业的商家有普遍的约束力。

他们可以调动许多资源纾困处于困境的商家,也可以严惩背信弃义、违反行业道德规范的商家。当时来中国进行贸易的阿拉伯人就曾一致地夸赞中国商人,其中有一位说:“中国人在金钱交易和债务方面诚实得无可挑剔。

”我们所熟知的马可·波罗在宋朝灭亡后来到杭州,仍然赞许:“他们(指中国人)无论在经商活动方面,还是在制造方面都诚实可信。”说明即便当时的商业已经大大衰落了,但是经商的良好风气依然保留着。

商人偏爱“士大夫”

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就将商人视为“五蠹”之一,因为商人无益于耕战,所以不利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宋朝,虽然过去了一千多年,商业高度发达,但是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观念根深蒂固,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很低。对于那些巨商大贾而言,这无疑是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因此,他们对于后代就有一种强烈的希冀——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

在唐代,对于商人参加科举考试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唐六典》中有明文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注:丧服中的第三等,此处代指本宗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姊妹等)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家里连有亲戚经商的都不允许做官。

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这里的“解送”指的是参加宋朝科举考试里的首轮考试“解试”,商人中有卓越才能的,是可以跟其他人一同参加科举考试的。比如宋真宗的时候,一个侯姓富商的儿子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后来被授予真州幕职官。

宋代科举考试“殿试”现场

商人参加科举考试相比普通人家有绝对优势。一来他们可以聘请最好的老师,从而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邵氏闻见录》中就记载潞州商人张仲宾“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二来他们可以利用所拥有的财富来合法地获取录取优势。

什么叫“录取优势”?这有点像现在的高考,全国各个地区州县依照人口规模和文化发展程度,规定了不同比例的录取名额,叫做“解额”,只有取解之后,才能进一步参加省级的考试。当时首都东京的录取名额最多,所以东京的考生就比其他地区的考生有优势。

当然,跨州县考试在宋代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要想参加东京考区的“解试”,就必须要有东京户口,那怎么才能取得东京户口呢?答案非常简单:买地(房)。于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外地富商早早就给自己的儿孙们在东京广置田产。要知道当时东京城可是寸土寸金,我们后世所仰慕的苏轼、苏辙一辈子都没买得起东京的房子。

虽然录取率高了,但考试还是要凭真本事的。然而到了北宋晚期,朝纲腐败,通过贿赂官员也可以被录取。比如宣和六年(1124年)的殿试,宦官梁师成收受了一百多名富商公子哥的贿赂,每人行贿七八千缗,结果都中了进士。

到了南宋晚期,更是连走个考试的过场都不需要了,为了应对北方蒙古人的进攻,朝廷大量增加军需品的供给,为了筹措所需资金,开始了卖官鬻爵的生意,明码标价,童叟无欺。那些获得士大夫身份的商人们,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有一定实权职位的商人也从中获得了一定收益。

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而他哥苏轼苏东坡更是一生漂泊,居无定所,基本上都是到哪儿就在当地租房,所以现在全国有几个城市都有苏轼的故居,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他本身就没房产证,也就不珍惜,随时被皇帝差遣,去的地方房价倒是不高,眉州、开封、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颍州、至惠州、儋州(海南岛)、常州。

除了当时的首都开封之外,现在这些城市里房价贵的要数杭州,海南岛反正现在全境禁购,其他地方好像也都不算高,在当时更是偏远所在。

你看,房子问题一直是个难题,你除了写好诗文,也要学会赚钱才行。不过在三苏这个境界而言,当时若为了赚钱而忽略了诗文,虽可以买太多房子,但却不能名垂青史了,你现在记得《清明上河图》中汴州城里哪个拥有百余套房屋的房东留下了姓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