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当政年份 李登辉是如何上台的?
商议之后,70岁的李焕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27日凌晨两点,突被电话铃声吵醒。电话是从士林官邸打来的,对方是蒋孝勇。蒋孝勇代表宋美龄询问李焕,明日中常会不提代主席一案是否都通知了各位常委?早上的中常委会会不会再提此案?希望李焕一定要把此事办妥。
显然宋美龄已经得知李焕与俞国华、余纪忠商讨此事时的不积极态度。李焕只好用电话挨个通知30多名中常委,一直拨到早上5时左右。
与此同时,士林官邸也是彻夜灯火通明,蒋介石亲信、被称为国民党“文胆”的秦孝仪、蒋孝勇及宋美龄的秘书同时用三部电话代表宋美龄分别与每个中常委通话。通话内容虽未涉及李登辉的名子,但“理直气壮”、“气势磅礴”,义正词严,犹如排山倒海,仿佛在极力挽救国民党命运。
27日凌晨,一夜未睡的李焕迫不及待地到达俞国华家中,再次深谈此事,看看还有没有转圜的可能。如前所述,李焕虽由蒋经国一手提拔而起,与宋美龄却无渊源,关系淡薄,所以不敢要求宋美龄收回成命。
俞国华虽系老官邸出身,却无法与沈昌焕、秦孝仪这些蒋介石亲信相比,而且自从宋美龄前年由美返台后,只去探望过两次。他只对蒋经国效忠,很少到士林官邸请安。所以,俞国华自然也不好出头去见宋美龄。
俞、李二人均感无奈,只好起身赴中央党部参加中常会。这时,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开明派青年干将宋楚瑜早已等候在办公室,当他从李焕口中再次证实此次会议不讨论推举代主席后默默无言。不久,这次会议的执行余纪忠也提前赶到,与李焕等人再次谈论此事。
李焕既是“开明派”干将,也是国民党幕僚长,在这种敏感时刻,以不便表示具体主张而回避。余纪忠认为改变了预订计划实在不妥,可还要尊重提案人俞国华的意思,作为执行主席,当日不推举代主席之事还得从他口里说出。当然,最为矛盾的还是俞国华。
俞国华原籍浙江奉化,其父俞镇臣(俞作屏)系蒋介石少年时的同学,后到广东与蒋共事,死于1924年的东征之役。这时年仅10岁的俞国华由蒋介石抚养,与蒋经国、周宏涛等一起就读于奉化城里的“锦溪学堂”(后改为第一县立中学)。
1934年,刚从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的俞国华就被蒋介石委任为机要秘书。此后,一直随蒋介石历西安事变,出席开罗会议,出访印度,极受宠信。1944年,俞国华又被保送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后转伦敦政治经济研究院专攻财政专业,获学士学位。
1957年俞国华被召回台,先后出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中国银行”董事长。1967年出任“财政部长”, 两年后升任 “行政院政务委员” 兼 “中央银行总裁”。
蒋介石逝世后,俞的升迁未受影响,1977年蒋经国把“行政院” 财经小组和经济设计委员会合并成跨部会的 “经济建设委员会”,旋由俞国华兼“主任委员”。
此时,俞还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经济专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名副其实擅长理财的财经大总管及蒋氏家族的“帐房先生”,被台湾财经界尊为“俞老总”。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总统”,翌年圈定俞国华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1984年5月出任“行政院长”。俞国华出任“院长”不久,相继发生“江南命案”和“十信案”,但他的地位未受动摇。他以谨慎的个性和可靠的背景经历,获得蒋经国信赖。也正是他的资历、辈份,稳健有余、开创不足的作风,使其成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
俞国华受蒋家两代“知遇之恩”,如今很难对宋美龄的嘱托置之不理,然而,他又不是原国民党内联署“推李登辉为代主席”提案的领衔人,现在自己再否定这个提案,既不能为党内谅解,也势必遭到各界的指责,甚至会怀疑他有意染指“主席”一职。
俞国华的心情真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经片刻沉默,俞国华慢慢地说,夫人这么坚决,倘使不予理会,后果难料。
不如这样, 今天暂时不提,何况本来也没有列为议程,再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了解与斡旋,等下次会议再提出。对外就说,等到30日经国先生奉厝之后决定,比较妥当。这时与会人员已陆续进行会场。执行主席余纪忠按照议程逐一处理,通过对蒋经国的统一尊称;通过7月7日召开十三大;通过奉行蒋经国遗嘱决议……。
当通过第六个议案,会议接近尾声之时,坐在执行主席一边的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宋楚瑜突然发难。宋楚瑜大声质问,推举常务委员李登辉代理主席职务,全体中常委都已有了共议,且都连署了提案,并由俞国华领衔,本来已决定在今天会议上提出讨论通过,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不提出来?李登辉出任主席是全会的一致希望,如果这个时候不提出来,国民党的形象将置于何地,全世界怎么看这个问题?宋楚瑜愈说愈激动,最后冲着俞国华开炮:“我以一个党员的立场对俞国华同志今天这样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现在我就退席!
”言毕,拿起桌上的文件包扬长而去。
这种突如其来的场面,对在坐的老中常委来说也是平生仅见,全场愕然,面面相觑。倒是执行主席余纪忠打破了会场的死寂:“宋副秘书长刚刚一席话,表现了爱国家的精诚与确保本党团结形象的赤忱, 令人钦佩,本人深有同感。
现在各方面都在注视着推举代主席案的发展,今天的会议不能不对这个案做出决定。”余纪忠这番话,使全场气氛再次骤变,“开明派”立刻雀跃起来,原来决定不讨论推举案转眼成为全场的热门话题。
更出人意料的是,一身被人认为是老宫廷派的曹圣芬首先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李登辉担任代主席,并且主张这次常会就予以通过。接着,吴伯雄、李国鼎、张建邦、王惕吾、辜振甫相继发言,均主张立即推举李登辉。
俞国华见“官邸派”的防线已溃决无遗,也无可奈何地起身作了如下说明:本人是31名中央常务委员中的一员,对推李登辉任代主席职务一事并没有不同意见,而且也签名联署,准备提案。但后有人反映,希望将本案延到十三届全会召开时再依党章选举,经协调后考虑是否延到经国先生奉厝之后再提出比较合适。
如今,既然大家都主张应该在今天常会提出讨论,我也支持。余纪忠看到局面在望,遂趁势将原由俞国华领衔的提案取出宣读, 10点55分,正式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惊恐万状的国民党最长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李登辉继任“总统”并接任“国民党主席”一职,没因几个国民党资深元老的干预而改变,说明建立党政一元领导体制是国民党内的“共识”,也说明蒋经国逝世后的台湾政局仍坚持“法统”地位,谋求党政合一的集权统治。
这场政治风波,是蒋经国逝世后“开明派”与“官邸派”的第一次较量。在斗争中,3个“开明派”人物起了关键作用,即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副秘书长宋楚瑜和中常委兼《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
李焕首先帮助俞国华跳出“官邸派”的泥沼,鼓励他在推举李登辉为代主席的文件上第一个签名。实际上,这个文件出于李焕、宋楚瑜和余纪忠之手笔,俞国华只不过是台前表演而已。尤其宋楚瑜即席发言,成为该案得以通过的“催化剂”。
再看“官邸派”,俞国华、沈昌焕、秦孝仪虽同出身于“官邸派”,但在这场风波中表现不一。俞国华处事一向谨慎,立场平稳,因此,当“官邸派”推他出任代理主席时,他不仅无特别动作,而且在李焕的“引导”下成为推举李登辉的领衔人,为李登辉出任代主席扫清了道路。
“官邸派”另一大将“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起初主张由“官邸派”出掌党务大权,当形势骤变之时,他亦顺水推舟,不再坚持。
这样,只剩下少时就进入官邸,有数十年大内炼历,被称为国民党第一“文”的秦孝仪。他在蒋经国去世后召开的紧急常委会前,曾两次要发动推举俞国华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后来又提出延缓到国民党十三大召开,均遭到“开明派”拒绝。这样,“官邸派”被“开明派”个个击破,决定了这场最高权力争夺战的结局。从此,台湾进入“后蒋经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