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两篇雄文 冯友兰:两束雄文 一抹背影
曾有那么一个年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新规定,包括###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此文的执笔者,“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莫属”。
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承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冯友兰的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冯友兰早年撰文,气象阔大而意义深沉,每每众望所归被推执笔重要文字。1943年,他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信函,要求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据说,蒋当时看信后的反应竟是“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即刻表示愿意实行立宪。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表彰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与联大渊源颇深的史学大家何炳棣称此文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然而何炳棣在对碑文大加推崇后,随即颓然抱憾: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事过30年,冯友兰作《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评价道:“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研究者称,其实冯氏的感慨,岂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历史慨叹。在他所忆那个逝去的年代里,教授们的见识和感情,少有羁绊,发诸笔端,于是成就了一篇篇雄文。
当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于是便只留下一抹颓唐的背影。及至中年以后,历经数次运动,冯友兰曾就个人历史多次写过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却都难以过关。
一天, 逻辑学家金岳霖来看望他时,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的事抱头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