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吉计破脂粉阵 电影内外的传奇状师陈梦吉
虽然有些电影还是在20多年前拍摄的,周星驰的很多经典剧目还是被人们记忆犹新。而其中有两部片子是直接以法律人为原型的,一部是以清末广东传奇状师陈梦吉的生平为背景的《算死草》,另一部是以一代状师宋世杰为背景的《审死官》。在这两部电影中,虽然对很多情节都有无厘头、夸大戏剧效果的艺术加工,但是从精神实质上,则是保持了岭南民间文化的特色。
陈梦吉是广东新会人,主要生活在清朝嘉庆年间。据说他出生以后若聋哑儿、不哭不闹,后经高人指点,而生得越发机灵和与众不同。曾考取秀才,足智多谋,在广州战绩屡屡、声名煊赫,时称“桥王之王”。因而与方唐镜、何淡如、刘华东并称清末广东四大状师。
而关于陈梦吉和方唐镜的斗法故事,最初一直是口耳相传,为广东民众所津津乐道。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香港媒体更是将这些戏剧化的民间故事搬上银幕,比如1935年上映的《荒唐镜三戏陈梦吉》,1949年上映的《陈梦吉斗荒唐镜》,1957年上映的《荒唐镜五斗陈梦吉》,邵氏公司1975年上映的《扭计祖宗陈梦吉》,1997年周星驰主演的《算死草》等等。
似乎每隔数载,陈梦吉的故事就会被翻拍,而故事的情节也多少有些出入。
可见,《算死草》中的陈梦吉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应该从香港的电影史和民间文化中去认知。陈梦吉作为一名状师,最为让民间称道的,是他的机智、急智和以智取胜。最近笔者又找到一本陈一峰先生编著的《新编扭计师爷陈梦吉》,是对关于陈梦吉的民间传说进行了艺术加工。
陈梦吉和方唐镜无疑是一对死对头。但是,据文献介绍,1935年和1957年的电影里,陈梦吉唯钱是瞻,方唐镜是为了老百姓办事、伸张正义,多次斗败陈梦吉;而邵氏公司1975年上映的电影里,则是方唐镜为权贵服务,草菅人命、贪财害人,而陈梦吉为民做主,数次斗败方唐镜。
1997年推出的《算死草》里也是强调了陈梦吉的正面形象。而周星驰的另一部电影《九品芝麻官》中,也是坐实了方唐镜的反面形象。通过这些影视作品的比较,整体上说,陈梦吉和方唐镜的艺术形象都是有争议的,甚至两者生前可能在不同的案件中,都曾间或地为权贵和百姓服务过。
但是,从剧情的展开来看,无论谁坐庄,结局无疑都是邪不压正,生民的利益诉求得到了满足,实质正义得到了伸张。
二、再识岭南民间文化
“扭计”本身就源于广东话,可粗略地等同于耍心眼、任性、闹别扭。现在人们常说“唔好扭计”就是“不要撒娇、不要发脾气”的意思。而据说这一词来源于道术中的“扭六壬”,即通过转动标有星象的“六壬盘”,来预测未来、趋吉避凶。
所以,“扭计”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所谓“扭尽六壬、死能回生,弯能使直,黑为之白,白为之黑,扭尽浑身解数,点子层出不穷”。这代表了岭南民间文化所认同的一种“智慧救赎”。“桥王”更是“点子多”的意思,人们常说“鬼点子”、“鬼机灵”,陈梦吉也被称为“鬼才”。这也是广东人所津津乐道的词汇,岭南文化的审美情趣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与北方文化不同,因为北方文化更推崇“武松打虎”式的英雄,或者像诸葛亮一样道德纯粹的、治国安天下的大谋略家,而底层人物的“扭计”往往是难以吸引眼球的。此外,岭南文化与清末江南一带的苏州、绍兴的讼师、师爷、刑名幕友的“健讼文化”似乎又有所不同,“健讼文化”注重以“讼”的手段,而追逐个人“本不应得”的利益,从而造成“滥讼”的社会问题。
而“扭计”则不一定表现为诉讼,法律只是维护权利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选择。往往是岭南社会底层民众为了实现合法利益诉求的一种“自卫”方法,甚至其中还有几许无奈。这或许是将陈梦吉、方唐镜等人在岭南粤语文化中赋予“平民英雄”形象的原因。
陈梦吉、方唐镜的故事的民间性,也表现在当时社会阶层分化和阶级偏见,涉事的官员往往是又蠢又贪,而我们的平民英雄因而得以在斗法中屡屡胜出,这显然是从底层的视角看官员。更有趣的是,据学者考证,《审死官》本来是出自徽班的剧目《四进士》,清光绪年间改为京剧。
而当时的宋世杰不过是一个配角,为民申冤的是毛朋一样的清官。这样的剧情,比较符合北方“包青天”崇拜的传统民间文化。而在清末,京剧《四进士》改编为越剧《审死官》,宋世杰从一个明朝状师成功“穿越”到清朝,也从配角变成巧用智慧、为民申冤的主力——状师。
这里面或许能看出几分南北文化的差别,岭南文化更加注重市民生活、注重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利益诉求,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他们更渴望底层人物通过智慧来争取以实现自救。
这些特征,将岭南民间文化与北方“清官崇拜”的文化区分开来。而在周星驰的其他电影中,也烙上了与《算死草》类似的、深重的文化印记。当然,陈梦吉的形象刻画中,也有一些玩世不恭、自以为是、以整人为乐的负面因素,而《算死草》中更加入了一些荒诞低俗的桥段,其实也与其源自底层文化不无关系。
然而,如同画美人要画一颗痣方能传神,陈梦吉身上的“痞子气”不仅与他的身份相符,反而瑕不掩瑜,使他的形象更加平易可亲。
三、法律职业伦理的反思
如果说,正面形象的陈梦吉代表了岭南文化的英雄主义和利益诉求,“桥王之王”的形象则可以体现出,在讼师职业化的“早期”,岭南法律职业伦理的一些特点。
第一,重视斗智,用智重巧。比如,《算死草》中陈梦吉“将计就计”,利用英国法的严格文义主义,在“缳首之刑”和“缳首死刑”上做文章,从而得到了拯救徒弟何欢的实质正义。扭计,从某种程度上是急中生智,其实《赌神》、《赌侠》等在香港的高票房也是一种类似“扭计”元素的胜利。
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扭计”往往能够在情节展开中设置“悬念”,从而引人入胜;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扭计”更是体现了一种通过智慧改变自我命运、捍卫自我权利的心理期待,因而得到追捧。
第二,曲线救国,坚守正义。无论是与贪官污吏斗智,还是与方唐镜斗法,人们在幽默、机智的剧情推进中,看到了正义得到伸张,底层人民被漠视的利益得到了满足。机智并不只是用来消费,更应该为了正义的目的而使用。
第三,面面俱到,利益平衡。《新编扭计师爷陈梦吉》中的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这个特点。有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私订终身,可惜女孩的父亲非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富二代”。陈梦吉先是利用女子在她姑母家居住的期间,借来一个新生婴儿,故意说是女孩与情郎所生。
此举将女孩名声搞臭,从而迫使“富二代”退婚,并使得其父亲同意她与情郎的婚事。然后不返还婴儿,迫使婴儿的母亲告到官府。公堂上,女子对自己借婴儿的事实供认不讳,声称之所以去县衙,只是为了借助官府的公信力,将“借婴退婚”的事件公之于众,从而保全两人婚前都还守身如玉的名声。
县官对二人的贞烈、智慧赞赏有加,结局圆满。这样一来,陈梦吉通过“扭计”,实现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天理、国法和人情的统一。
或者说,周全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虽然这一事件现在从法律视角看,有恶意诉讼之嫌,但是,确实能够体现在岭南传统民间文化中对于法律职业伦理的要求。其实,这一周全各方利益的理念在中国古代司法理念中也很常见,甚至与日本传统调停性仲裁理念也有相通之处。
日本著名的剧作家河竹默阿弥的名著《三人吉三廓初买》中有“庚早冢之场”一场戏,吉三姑娘与吉三少爷从最初为争夺100两黄金赃款而打斗,到被在僧侣的道德说教下感激涕零,结义金兰。并且为感谢僧侣的救命之恩,将100两金子送给了僧侣。著名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先生将其作为日本法律伦理的范例。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是致用之学,很多时候法律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这需要法律人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求索。而陈梦吉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本土化、地方化的律师样本,也值得今天的法律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