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落落乾坤大布衣 于右任:落落乾坤大布衣

于右任在41岁书写的《刘仲贞墓志》,已经全面转向北碑,他特别推崇《广武将军碑》。他说:“我最初学魏碑与汉隶,后发现了《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得大受用。由是渐变作风。”《广武将军碑》与《兰亭序》是同一时期的出现的。

一南一北,康有为赞曰:“此碑在陕亦为关中楷隶冠”。《广武将军碑》正处于我国文字由隶向楷的演变过渡过程中,包孕元气。这个时期隶法已经成熟了,楷法尚没脱隶书形质。这种似隶似楷的书体,笔画细长均匀,结字平直宽博,同《三老忌日碑》、《好大王碑》相近,有点儿像现代的美术字,然而行笔恣肆,气象朴茂,时呈逸宕之势,无雷同刻板之弊,故在古代碑刻中称得上是上品之作。

于先生从此碑中逐渐形成自己浑朴凝重的书风。从于右任所写的碑志来看,纯魏楷的碑文很少,大多碑帖相融,刚柔相济。于右任从来是将碑帖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在创作中根据不同的内容、对象、环境等因素来书写不同风格的作品。但从他一生的创作风格来看,“帖”还是主导。明确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开创和推广“标准草书”,收集的标准字体百分之八十以上又都是“二王”、怀素、孙过庭等帖学书家的字体。

他在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帖后题曰:“此为素师晚年最佳之作。可谓‘松风流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矣。”他于此帖也是下了极大的功夫,《标准草书》中的许多结体和用笔都有《小草千字文》的影子在里面,只不过于右任给它们都穿上一件北碑的外衣。于先生于素师的《小草千字文》堪称独具只眼者!

他自己曾经写诗道:“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于先生极其推崇北魏书法中的“雄强”气质。他一生致力于搜集、保护古代书法遗迹。杨吉平说:“于右任草书是怀素小草的继承和强化,他解决了小草的碑化问题。

”杨吉平这段话的确说到问题的根子上去了。从清代阮元首倡尊碑开始。怎么样将北碑的体势与运笔方法融汇到行草书当中去,一直是令很多书法家挠头的事情。民国有许多书家是学碑的。大部分只解决了楷书和行楷的问题,但一到行草书,立刻马脚就露出来了。

如清道人、曾熙辈,说是打通了南北,其实只是皮相。于右任《标准草书》中的草法规则,说是引碑入草,莫过说是章草与今草的融合。他的书法实践一直在追求用笔、结字、章法上的变化。他说的“活笔”,就是在一笔字当中,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形态。

于右任喜欢写陆游、辛稼轩的诗词。这两个人诗词与于先生性情相合,都呈现出豪迈、大气的特点。于右任书法风格成熟得很早,大约在四十来岁就很突出了。他晚年的书法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形容:“右军书法晚来善,庾信文章老更成”。晚年的书法由绚烂归于平淡,用笔无一丝一毫火气。纯以意象胜,纯以神彩胜。在形质与精神上达到高度的统一。

于右任曾对人说:“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受。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他自己出钱辛苦搜求来的汉魏隋唐碑志三百八十多方。对此视若拱璧,但他从不自密,1936年委托杨虎城将军派专人将这些国宝送回陕西,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现在西安碑林第二、三、四陈列室之间碑廊镶嵌的就是于先生捐赠碑石的一小部分。

他的“清廉”在国民党中是出了名的。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作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别人问他拿什么出来竞选,他说他有条子。许多觉得很惊奇,于院长是出了名的穷,他那里来的“金条”。其实于先生说的条子是给每个代表写书法。凡是代表来求字的,即书“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赠送之。

1964年,于右任病逝台湾,临终作《望大陆》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在台湾的故交与属下,打开他的保险柜。但有老妻亲手做的布鞋一双,借据几份。观者莫不泫然欲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