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葬在那】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特殊合葬”内幕周总理火化现惊人一幕

201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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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仅是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夫妇也是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受到全国人民的敬重.然而,说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特殊合葬",恐怕大多数国人就不为知之了.1944年周恩来邓颖超在延安1976年1月,已经是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另有工作安排,回来后的第一天,赵炜和邓颖超都到医院看周恩来.正好总理神智清醒,他看到离开他快一月的赵炜,把瘦瘦的手伸向赵炜说:"赵炜握握手吧"? 赵炜说:"还是等您好了咱们再握手吧!"周恩来坚持要握

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仅是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夫妇也是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受到全国人民的敬重。然而，说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特殊合葬”，恐怕大多数国人就不为知之了。

1944年周恩来邓颖超在延安

1976年1月，已经是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另有工作安排，回来后的第一天，赵炜和邓颖超都到医院看周恩来。正好总理神智清醒，他看到离开他快一月的赵炜，把瘦瘦的手伸向赵炜说：“赵炜握握手吧”？

赵炜说：“还是等您好了咱们再握手吧！”

周恩来坚持要握，赵炜只得伸过手去与总理握手。周恩来握着赵炜的手说：“赵炜，我拜托你要好好照顾好大姐（邓颖超）啊”。赵炜听总理这样说，潸然泪下。周恩来总理去世后，赵炜又担任了邓颖超的秘书。以后的日子里，赵炜一步也没离开邓颖超。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大家在休息，邓颖超不知怎么的倒了一个跟头，可把赵炜急坏了，在确认邓颖超没有危险后，她哭着说：“大姐，您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总理啊！”

1988年3月，邓颖超从全国政协主席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职务虽然没有了，但作为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她的党性和奉献精神却丝毫没有衰减。

邓颖超对赵炜说：“我虽然退下来了，但作为普通党员，还要做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邓颖超会见了国内外很多客人。虽然邓颖超已是年老体弱，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但她的头脑一直十分清楚，思维依然敏捷。所有见过她的人，对此都有深刻的印象。

1950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从1990年起，邓颖超开始经常住院。一年住了五次医院，患的都是上呼吸道感染或肺炎。这样频繁地住院，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好的。作为她的秘书，我的心里常嘀咕，总怕有一天她出不了院。

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因肺炎引起高烧，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以往邓大姐住院，她的秘书们都不紧张，但这次不同，因为，一个星期前她刚出院，相隔这么短的时间，又因同样的病住进了医院，而且高烧持续不退，所以大家难免有些紧张了。

赵炜问医院的钱主任：“邓大姐这次住院可能……”

欲言又止，赵炜把“出不去了吧”这几个字咽了回去。钱主任自然明白赵炜的意思。钱主任神情凝重地迟疑了片刻，然后说：“有可能，做好准备吧。”

这时，赵炜打了个寒战，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但她的表情一点儿也不能流露出来，还得强作镇静去安排一切，不能让邓大姐发现有什么异常。赵炜对其他人说：“这次大家做好邓大姐长期住院的准备吧，要有持久作战的思想。”

虽然大家都不愿去想那最坏的结果，但感情终究代替不了现实。任何一个人，伟人也罢，凡人也罢，都要遵循自然法则走向生命的终结。赵炜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周总理的病榻前，悲悲戚戚地劝他不要谈论身后之事时，他当即批评我：“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有了周总理逝世前后情感与思想的经历，对于邓大姐的这次入院，我就有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邓颖超住院后高烧不退，饮食受影响，药物也不能及时服用。医院专家提出治疗的意见，经邓大姐同意，报告中央批准，于8月1日下午为她做了一次手术。

这是为了减少她的痛苦和医疗上的需要。有人说她是得了癌症，其实不然。手术之后，邓大姐持续发高烧，昏睡不醒。我们都非常着急。医生说：“老年人手术后有这种情况，几天不醒。再看看吧。”医生们采用各种医疗措施，想方设法治疗大姐的病。

1991年8月17日晚，邓颖超突然出现了肾功能衰竭，情况很危急。医院当即向中央报了病危。中央指示竭尽全力进行抢救。在医护人员的成功治疗和精心护理下，邓大姐在次日凌晨五时终于脱离了危险，慢慢恢复了过来。

这一年里，邓大姐的身体时好时坏。她那饱经风雨沧桑的身体，在自然规律的无情作用下，不断地衰弱下去。邓大姐的体力和精力虽然逐步衰弱，但她在精神上始终保持着乐观状态。 1992年1月28日下午，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秘书长宋德敏等代表李先念主席、王任重副主席和全体同志，到医院看望邓颖超并祝邓大姐春节好，祝邓大姐健康长寿！

这是邓大姐最后一次同全国政协负责同志的交谈。

最后一次住院时，邓颖超或许意识到自己沉疴难愈，她对赵炜、高振普等工作人员经常讲，她不行了，不要抢救、给她施行“安乐死”的问题。此事医院里从上到下都知道。

邓颖超还给他们说：“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不对，要活着就要健康，不然躺在床上，不能工作，还要人民负担我，有什么意思呢？” 邓颖超去世前的一个月，她把赵炜叫到身边问：“赵炜，我有一件事要和你说。你跟我二十多年了，你最了解我。”

赵炜说：“大姐，您有什么就说吧，我是了解您，但您也最了解我，比我自己还了解。”

邓大姐马上说：“是的。我的事情你替我报告了没有？我的遗嘱送给中央没有？”

赵炜说：“您给中央写的信早就送去了，就是不要抢救、不要浪费人财物的事。您放心，您的事医院、卫生部都知道，中央知道总书记、总理也都知道。”

赵炜和她开玩笑说，“大姐，您总提死呀死的，是不是怕死呀？”

邓颖超说：“我怕死？我才不怕死呢！过去在敌人面前，在疾病面前，我从来没怕过死。我只是提醒你，我这个病就是老了。没法治。我请求‘安乐死’。如果是到了没有抢救成功的可能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抢救还要浪费人力物力，就让我‘安乐死’。作为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

赵炜说：“您哪里会怕死，怕死就不提‘安乐死’了。您是想免除组织和人民的负担。可我只是您的秘书，只有反映权，没有决定权。

医院也没有决定权，中央也没有人敢批准。您头脑这么清楚，让您‘安乐死’，谁敢批准？老百姓知道了，还不把我们送进大狱里去呀！您和疾病斗争特别有经验，还是别再提这事，省下体力，养精蓄锐，跟医生配合，艰苦奋斗，去争取胜利！”她听后说：“那就艰苦奋斗吧！”

邓颖超去世前的半个月，心率陡然加快，胸部憋闷。她平时心脏就不好，这次心率加快，只能躺在床上。我们顿时紧张起来，因为这是不好的预兆。专家曾告诉我：大姐多个器官的功能都不好，如心功能再不好，治疗将更困难。这时，我告诉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

1992年7月9日中午，邓颖超对护士说：“你看赵炜（邓颖超的秘书）休息没有？如果还没有休息，就请她来，我有事和她说。” 赵炜闻讯马上来到邓颖超的床边。

邓颖超说：“赵炜，今天我叫你来，是我同你见最后一面。” 赵炜听到邓颖超的这句话，强忍住极大的悲痛，她对邓颖超说：“大姐，别这样说了，您养养神吧！

该睡午觉了。” 果然，这是邓颖超和赵炜的最后一次谈话，最后一次清醒地见面。

事后，赵炜想，很可能是邓颖超已感觉到身体自己不行了，她才这样说的。但当时，赵炜并没有往坏处想，只是想把她照顾好，让她过好晚年。

50年代初周恩来与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

1992年7月10日早晨7时40分，邓颖超呼吸变慢，脉搏加快。医生马上采取措施，但呼吸频率仍然很慢。医生说：“目前病情很危重，随时可能发生呼吸、心跳骤停，需要向中央报告。” 下午，赵炜和高振普（时任邓颖超的警卫秘书）、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把邓颖超的后事工作排了排，哪些我们自己办，哪些要请示治丧委员会，哪些要报告中央决定，整整写了两大张纸。

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以防不测。7月10日一整天，邓颖超的生命都是在用药物维持着。这一天夜里，邓大姐睡着后，医生、护士严密地观察着病情变化，但仍然未见好转。赵炜几个人夜里多次起来看看，心里很不安。7月11日凌晨五点多，护士叫邓颖超，但她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赵炜听到她们的喊声，急忙起来走到邓颖超床边，喊道：“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如果听见了就睁一睁眼，点点头。” 然而，无论赵炜怎么叫“大姐”，还是没有一点儿反应。

大家都感到不对劲儿。医生说：“坏了，过不去了。”这时，赵炜拉开窗帘，发现她嘴唇发白，面色也有点苍白。十分钟前她的血压还正常。但这时已掉下来，脉搏也掉下来了。赵炜和护士马上分别去叫人。

专家、医院负责人很快都来了。医务人员立即尽全力进行抢救。然而，各种监测仪器相继发出警报。这时，中央领导同志陆续赶来了，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全来了。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医生无回天之力，我们敬爱的邓颖超大姐安详地长眠了。邓大姐是一位幸福的人，最后没有任何痛苦地走了，永远地走了。两盆马蹄莲摆到了邓颖超床的两边，一束白色的鲜花放在了安睡的大姐胸前。

赵炜说：我们透过止不住的眼泪望着邓大姐的遗体，悲痛地看着大姐离开我们，永远地离开我们。大姐生前对我们说过：“我虽然无儿无女，但我晚年很幸福，中央关心我，你们照顾我，医院想尽办法请专家会诊，医生、护士为我治病，护理我。你们比儿女还好，不是儿女胜似儿女，我不幸福吗？我感谢党中央，也感谢你们！”

邓颖超同志生前给中共中央写信，嘱托她的后事：还要像生前一样，艰苦朴素，一切为了人民，移风易俗，永远革命。她给党中央的信，已刊登在1992年7月12日的各报上。她在信中提出：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

1992年7月11日早晨邓大姐辞世前后，中央领导同志陆续来到北京医院。中央政治局常委到齐后，决定由温家宝同志负责邓大姐的治丧事宜。在西花厅设灵堂就是违背邓大姐意愿的。

她生前曾再三讲：我死后，你们千万不要在家设灵堂，那是劳民伤财的事。所以虽然设了灵堂，但我们有一条原则：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同志，都不主动通知，也不邀请他们前来吊唁。到西花厅来吊唁的同志和香港的朋友、日本友人，都是自动来的。从外地来吊唁的主要是周总理的亲属。邓大姐只有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这次因病无法前来，特派子女来京吊唁。

1992年7月17日凌晨4时30分，邓颖超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医院，按照邓大姐生前穿衣服的程序，为她最后一次穿衣服。给大姐穿的衣服中，除了一件紫红色毛衣是在北京雪莲羊绒衫厂定做的以外，其余都是旧衣服。毛衣外边穿的是春绸面棉袄，最外边是一套旧的黑色华达呢西装。

这套黑色西装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做的，最合体。周总理在世时，每年天气一凉，邓大姐就要穿上它。周总理去世后，她对赵炜说：“赵炜，这套衣服你帮我收好。我走时你给我穿它，我喜欢。”

赵炜听后说：“干嘛非穿这套破衣服，都打补丁了，人家会说我的。我会选一件你喜欢的衣服。”

邓颖超说：“一定要穿这套衣服离开人间。一是合体、喜欢；二是人死穿新装，中国人讲究里外三新，那是给活人看的，无谓的浪费。我就是要穿旧衣服，要破旧习俗。”

赵炜看到实在说服不了邓颖超，赵炜只好说：“您放心，我保证给您穿好啦。”就这样，邓颖超的这套黑西装一直放在衣橱中，后来的同志都没见过这套衣服。邓大姐去世后，赵炜请人把它找了出来，邓颖超身边工作的同志看到衣袖和里子破了，裤腰也破了，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一位同志哭着对赵炜说：“赵秘书，为什么非要给大姐穿这套衣服？”

赵炜流着泪说：“这是大姐交代的呀！我已向她作了保证的。”

大家看赵炜说得很坚决，只好流着泪一针一针地把衣服缝补好。

上午8时20分，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领导同志和治丧办公室全体同志，来到北京医院送别邓颖超。在告别室里，大家向邓颖超遗体三鞠躬，最后默默瞻仰她仰卧在鲜花丛中的遗容。

8时40分起灵，八名礼兵抬着邓颖超的灵柩走出告别室。温家宝、陈慕华、洪学智等领导同志和治丧办公室的同志、工作人员及家属代表，护送邓大姐遗体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八公里长的路两旁，挤满了冒着酷暑为邓大姐送行的人。灵车刚出医院走进王府井南口，我就看见三面的路口旁站满了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肃立默哀，目送灵车西行。在西单、民族宫、公主坟等路口，更是人山人海。几个挤在人群中的姑娘齐声喊道：“邓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9时15分，有几万人参加的向邓大姐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下午4时30分，邓大姐遗体火化。6时30分，赵炜和高振普同志去收骨灰。

赵炜捧着保存了16年多的骨灰盒，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火化炉前，她想用手捧骨灰入盒，其他同志让她用工具收，因为骨灰还是热的。

邓颖超用的骨灰盒，就是当年盛放周总理骨灰的那个骨灰盒。

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高振普、张树迎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去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总理选购骨灰盒。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两种骨灰盒，一种是装饰性东西多，价钱贵；一种是便宜，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得那一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喜好买那种便宜的。

不想哪知道那便宜的只剩下两个，一个是掉了一块漆皮，一个是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些费劲。挑来挑去，选择了那个漆皮完整的，他们想骨灰装进去是不会经常打开的。回来后，高振普、张树迎向邓颖超作了汇报，请她过目。

岂料她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1970年，周恩来、邓颖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第一排左一赵炜，左五为时任中办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第二排右一为邓颖超的警卫秘书高振普。

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身旁的工作人员赵炜当年是周总理的秘书，她和高振普、张树迎，参加了周总理的骨灰抛撒。他们登上抛撒专机，将周总理的骨灰撒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之后，返回北京，赵炜正要把骨灰盒上交。邓颖超知道后给赵炜说：“不让交了，你要给我好好保存起来，我死后还要用这个骨灰盒”。

赵炜说：“大姐，这骨灰盒干嘛保存？到时候买一个新的不就得了，能花多少钱？”

邓颖超说：“那叫浪费！”

赵炜总是想说服邓颖超，不要保存总理用过的骨灰盒，她心生一计激将邓颖超，便半开玩笑地说：“邓大姐，您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表示和总理合葬啊？” 邓颖超说：“你那是封建思想。

我死了骨灰也要撒掉。骨灰盒就用那么一会儿，恩来用过这个骨灰盒不是好好的吗？可以继续用，为什么还要买新的？赵炜，你不要说了，给我保存起来！” 赵炜没有办法说服邓颖超，只得将总理用过的骨灰盒包裹好，保存起来。

每年立秋，她都得拿出来晾一晾，然后再包裹好保存。有时候，邓颖超还在这一天亲自过问。有一年立秋，邓颖超看到赵炜、高振普等身边工作人员在晾晒骨灰盒，而且这骨灰盒保存不错，她高兴地说：“恩来用过的这骨灰盒，我既然交给了你们，今天你们几个在这儿听着，我死后要用这个骨灰盒。

” 下午七时，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到西花厅大门口。高振普捧着邓颖超的遗像走在前面，赵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在后，在哀乐声中，一步一步走向西花厅内。

在沉沉暮色中，中央警卫团的战士肃立在路两旁，迎候邓颖超的归来。从大门口走到后院的客厅，平时我们只需要走五分钟，而这一次竞走了十七分钟。

进入邓颖超平时活动的客厅，赵炜突然想起大姐在医院时经常说要回家，就忍不住哭着说：“大姐，您回家了！” 话音刚落，所有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人都放声痛哭起来。

这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离开客厅，因为这里也是所有工作人员以往每天晚上陪邓大姐听音乐、聊天、读书读报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在客厅里陪大姐度过了最后的一夜。

1992年7月18日早上6时30分，全体工作人员站好队，首先在邓颖超灵前三鞠躬，然后将大姐的骨灰盒移至西花厅前厅（吊唁的地方）。

7时20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宋平、温家宝、陈慕华、洪学智、杨德中、宋德敏等来到西花厅，护送邓大姐的骨灰去天津。大家鞠躬后立即起灵。

这时，整个西花厅的院子里站满了赶来送行的人。其中有邓颖超周恩来的亲属，有曾经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同时，中央警卫团的几百名干部、战土手托军帽，列队目送邓大姐的骨灰离开西花厅。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赵炜捧着的骨灰盒。

1992年7月18日，赵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离开西花厅

在哀乐声中，赵炜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高振普端着的邓颖超遗像后边，缓缓前行，比从八宝山回来时走得还要慢。赵炜竭力压抑着万分悲痛的心情，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当走到西花厅的大门口时，赵炜突然想到从此邓大姐再也不能回西花厅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在她身边工作了，内心的悲痛再也无法抑制了。

于是，赵炜手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转回过身来边哭边说：“邓大姐，邓妈妈！从现在起，您永远离开您住过四十三年的地方─—西花厅了！您再最后看一眼吧！”

这时，凡是听到赵炜这些悲伤话语的同志，全都痛哭失声。赵炜转过身来，又走了几十步，快要上车时，聂力急匆匆地从后边的队伍中跑了过来。她说：“邓妈妈，您走了，让我再亲您一次吧！”赵炜让聂力满足她的心愿之后，她的心都要碎了，手不停地颤抖，几乎坚持不住，不敢再停留，急忙上了车。

赵炜、高振普按照邓颖超生前的交代，仍使用她平时坐的汽车，按平时陪她出行的习惯（车上的陪同人员有赵炜、高振普和医生、护士），在治丧办公室车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天津。

1992年7月18日邓颖超的骨灰运往天津之后，举行了隆重的骨灰抛撒仪式。军舰拉响鸣笛，缓缓驶向海河，由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赵炜（左一）、高振普（左二）等撒在天津海河，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海河相见了邓颖超的骨灰全部撒在天津海河里。邓颖超的骨灰在海河抛撒完以后然后，赵炜把周总理和邓颖超共同用过的骨灰盒交给了中办的特快室保管。

1998年，天津市成立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出要将周总理和邓颖超共同用过的骨灰盒珍藏。赵炜知道以后，他将周恩来与邓颖超1970年的合影照，请新华社将照片缩小，只用了周总理和邓颖超的两个人头像，镶嵌在骨灰盒的前面。天津搞了一个现代化的总理逝世十里长街，他们把周总理和邓颖超共同用过的骨灰盒珍藏在那里。

熟悉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人们，看到天津珍藏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使用过的骨灰盒，想到用这只骨灰盒盛装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骨灰，然后撒向大江大河，便打趣地说，周总理与邓大姐恩爱一生，这应该是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所说的高尚“特殊合葬”吧！

周总里的夫人邓颖超追随丈夫周恩来的意愿，也是采取了火葬！

1904年2月4日生，河南省光山人，生于广西南宁。1919年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马骏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觉悟社。1920年秋到北京师大附小任教员。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与周恩来结婚。

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1934年带病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2月，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

3月，参与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该会常务理事。5月，参加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6月，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1943年回到延安，曾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重庆、南京、上海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1946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

1949年起，先后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四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5年、1978年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79年12月，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2年被推举为对外友协名誉会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1984年任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1986年当选对外友协名誉会长。1987年当选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总理的葬礼很简单的,葬礼结素了就火化,然后是借了架农用飞机把骨灰撒在山川大海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