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的影响 为何说澶渊之盟后100年 中国人性格基本定型

澶渊之盟后100年,宋朝的性格最终形成,也是后世今日,我们的主流性格。

本号并不是第一次阐述,军功和科举,是古代两条晋升通道,对今天也有影响。孰轻孰重,影响时代气质。隋唐以前重军功,除了魏晋企图以九品中正等淡化军功,唐两者平分秋色,宋则废军功而独重科举,历来过分重军功也容易武将擅权,过分重科举则必定文弱不堪,任何朝代都不得不处理好两者的平衡。

重军功轻科举的,全世界能数出不少,两者基本平衡的例子,则多如牛毛,但废军功重科举(自废武功)的例子,宋朝可能是全世界的孤例(目的是为了摆脱唐朝的宿命和不再重复五代十国流行的“陈桥模式”)。

盛唐气象,是说唐朝有非凡之气,唐朝发生的大事,都是世界级别的(隋朝也一样),好事也好,坏事也罢,轰轰烈烈。最伟大的盛世,唯一的女皇,对突厥的压倒性优势,最好的诗歌,以及影响最深远的安史之乱。

宋朝呢?常常进取则失态(如对辽战争),养尊又失机(如对金元崛起的短见),从头到尾很多画蛇添足,或绝处逢生的经历,也就是说,并非它不争气,只是命运常常拿它开玩笑。

陈桥兵变就富有戏剧性,而后斧声竹影,又没有玄武门之变干脆,充满晦涩和暧昧(连事实都不清楚)。宋太宗伐辽,前一次兵败幽州,自己骑驴而奔,第二次雍熙北伐,三路皆败,臣非不忠,尽出馊主意,将非不良,只是不会打仗。

宋的初期,从意志上,行动上,宋的决心不输任何前朝,但从结果上看,仿佛宋襄公附体,唯唯诺诺,处处出洋相。

好在两次失败后,意志消沉,第三次辽国倾巢出动来报仇,大宋花钱买太平,这就是澶渊之盟,自此,缩脖子主义终于大获全胜,成为高明和正确,宋辽和平维持100多年,辽国终于成功腐化堕落,被金国踢出牌局。

宋的性格就是在这100年和平中最终形成的。既然武力不行,就在其他方面发挥到顶峰,诗词,科技,经济,还有长跑(逃跑速度)达到历史巅峰。

但和平持续100年以后,这次来了更狠的,金国,由于宋已经100年失去武功,自然逃跑万里,风和日丽,要不是长江够宽,说不定早被追得亡命天涯了。

此时,南宋一度意志复苏,才有岳飞和韩世忠。可是南方人少见金戈铁马,时间一长,水月无边,宋襄公再次附体,仁仁义义,安于现状,自然输多胜少。除了几个书生,拍遍栏杆,纸上谈兵,大伙儿基本上都在吃吃喝喝,坐等移民。

宋朝的烟火气,就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你情我爱,所以比较唐诗和宋词,宋词仿佛丢了魂似的,开元盛世之前之后,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感觉是不同的,宋人享受长久和平不假,但没有大追求,没有共同体意识,于是还没开战,人们都一门心思溜之大吉,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自私和凉薄,但可怜的时代。这种性格突变和之前的春秋汉唐相比,确实很彻底。

这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澶渊之盟后100年是关键,这是宋性格形成期,比较唐,唐终其始终都在军事上进取,四面八方都在缠斗,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战功晋级,包括朱温这样的草根流氓。很多边塞诗人不过是想借机获得一官半职,类似于文工团,当时也是毕业则失业,为了让朝廷知道,只能走到最前线,专业写诗,副业打仗。

但宋除了和西夏打了几下,并没有像样的练兵,尤其是中原和南方,并没有危机意识(这也是朝廷希望看到的),边疆的巨大压力也很难传导到大众心里。败就败了,这不是很正常嘛?胜了,又好像胜得很没技术,尤其是和先辈比较。

压力无法传导的另一个例子是清末,边防的失败无法唤醒民智,民智的觉醒无法拯救危局,于是才有湘军和淮军,直到武昌起义。

而压力传导最好的,如汉唐,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是武将强大,威胁到皇权,比如汉末的董卓,袁绍和曹操,唐朝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元明清之后,又出现军功和科举双向弱化的现象,就是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明废除丞相制度,采取特务统治(东西两厂和锦衣卫),清稍好,但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清朝皇帝质量比较高,但官吏最狡猾。历史最久的军功制度,容易造成贵族垄断,近亲繁殖,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机会。而科举有利于盘活闲散资源,尽管结果并不理想(局部经济未必整体经济)。

关于军功和贵族,你看看欧洲近代史就知道了。但是孕育出宋朝这种重文轻武全新模式的,或许全世界仅此一个孤例。所以有人说,宋之后,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最终形成,不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