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在哪里编成 《永乐大典》的编成与流散
众所周知,朱棣的皇位系从侄子建文帝手中抢来,因其得位不正,加上“靖难之役”中杀戮过重,天下读书人多为建文帝抱不平。为平息民气,朱棣遂有此举。正如明末学者孙泽宗在《春明梦馀录》中说的,宋太宗平列国后,因得士太多而无地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永乐靖难后,修亦此意。……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不管动机如何,官方大张旗鼓的修书总归是一件文化盛事。按明成祖拟定的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解缙等人受命之后也不敢怠慢,随后召集近两百人大干一场,后于永乐二年(1404年)首次成书,初名《文献集成》。
书成后,明成祖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大学士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等人重修。这次的规模比上次可就大多了,期间共动用朝野上下两千余人参与编写,并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行使专门之责。永乐五年(1407年),新版本定稿进呈,明成祖这次十分满意,并亲自命名为。一年后,正本全部抄录完成。
据《进永乐大典表》中记载,本次成书共缮写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其规模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倍不止。与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所不同的是,在体例上不囿经史子集而按韵首字、用字系事,以方便查找。
其中,韵以《洪武正韵》为准,以下以字为纲目,把传统的《十三经》、《二十一史》、文集及诸子之作按上述分类抄录而来,大约采择保存了古代典籍七八千种之多。如此旷世大典,一度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千古之谜:
正本下落不明
编成后,明成祖本打算将之付印,但因规模太大、成本太高,当时技术条件无法办到,只好暂放于南京明皇宫文渊阁。待迁都北京后,也由10艘大船装载运往新都,其原稿本则留在了南京文渊阁。不幸的是,明英宗正统年间,南京明皇宫内突发火灾,文渊阁及所藏之书均烧为灰烬,已运至北京的遂成孤本。
由于被秘藏禁中,即使翰林院学士也难以有阅读的机会,因而利用率极低。除修书人外,见过正本的人为数极少,不过明世宗嘉靖皇帝却是一个例外,其案头常置数册,以便随时翻阅。由于嘉靖本人很喜爱,其一度打算重录一部,但因为工程过于浩大而被搁置。
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不慎失火,火势连绵,险些威胁到存放的文楼。消息传出后,嘉靖皇帝极为紧张,其连下三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后者这才逃过一劫。事后,心有余悸的嘉靖下定决心要将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用了近6年时间,抄录工作才得以完成,不过嘉靖本人却在完工前夕驾崩了。
奇怪的是,在副本完工后,的正本也就此下落不明。由于副本并非完本,加上完工时间与嘉靖的下葬时间重合,因而有人认为正本很可能作为殉葬品埋入了陵墓,因为类似案例古代即有,如《老子帛书》、《孙膑兵法》等都是如此。不过,要真是如此的话也未必是好事,因为经遥感探测,嘉靖入葬的永陵内部全部积水,其命运可想而知。
殉葬只是一说,更为主流的看法是,正本应毁于明代皇宫大火。晚明学者方以智在《通雅》中有一段关于的记载,后有其子方中履写的注文,称“藏于文楼,嘉靖中火,上亟命救得免,复命儒臣摹录,隆庆元年始竟。万历中因三殿火,书遂亡。
”方以智本人为崇祯朝进士,其祖、父为万历朝进士,对晚明京师掌故极为熟稔,而方中履秉承家学,擅长考据,因而其关于“正本毁于三殿火灾”之说似为可信。此外,晚明文人陈继儒及同时代的大书画家董其昌也分别在《眉公闻见录》及《容台集》中分别记载了万历二十五年六月的这场大火,似可辅证。
当然,也有人认为正本毁于明末农民起义,如郭沫若即说,“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据记载,李自成起义军从北京撤出时,确实在皇宫放了一把大火,以致宫殿毁坏严重,由此殃及正本,也不无可能。作为反证,熟悉宫廷掌故的明末宦官刘若愚却在《酌中志》中说,正本的记载和贮藏地点,在他那时已不为人知了。
副本只剩4%:
四百余年离散殆尽
无独有偶的是,已故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曾提出一种新看法,即认为正本有可能藏于北京皇史宬夹墙之内。皇史宬是皇家档案库,专门用于收藏皇家典籍,正本秘藏于此,似乎也说得过去,不过这种说法更接近于一种美好的想象。
正本姑且不说,的副本倒真藏在皇史宬。迟至康熙年间,内阁学士徐乾学、高士奇等官员推开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大门时,意外发现副本仍静静的躺在那里,这也是后者自明末后首次正式重现于世(之前是否被明清太监们盗卖不得而知,因为发现时,副本已比正本缺了一千余册)。
雍正年间,副本被运至文渊阁。乾隆朝修纂《四库全书》时,为从中辑出佚书而专门设立“校勘散篇办书处”,其中共辑出书籍385种、4946卷,包括: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事后,馆臣们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副本遂被弃置在翰林院,无人过问。
当然,无人过问只是表面现象。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时,据清查,副本已不足5000册,其他均不翼而飞。流失的原因,一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抢劫,二则是一些官员、太监们上下其手,趁管理混乱而大行偷盗之事。
等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竟剧减为800册。如清末缪荃孙的记载,当时翰林院官员入院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打成包袱模样背在肩上;下班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册出来而看守人员毫无觉察。据说,光“清流”文廷式一人即盗走百余册。
庚子年中,剩余典册再遭劫难。普南特·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说,当时他受困于英使馆,亲眼看见“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以致建筑全毁,而院中所藏典籍,包括《乐乐大典》残余副本及《四库全书》底本均被焚毁或被人趁乱收走。这把火,似乎为拳民所放,不过避难于英使馆的人也没闲着,如使馆中有位名叫翟里斯的官员即拣到一册(卷13345),后作为战利品送给其父。
据查,庚子年中共被焚毁或流失300余册,事后英使馆交回330册,但1912年清帝退位后,翰林院将所藏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至于其余各册(包括之前流失的),要么就此消失,要么流散民间或国外,于今已成各藏书单位争相收藏的珍品。
目前,副本在世界各地尚存800余卷,400册左右(不到原书的4%)。现存各册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222册、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62册、美国国会图书馆40册、日本东洋文库34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12册、英国博物馆10册,其他均零散于各地或私人。经多年努力,中华书局已影印出版了其中的797卷(占现存总数的99%),供有兴趣的学者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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