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如何不想他梁翘柏 如何评价梁翘柏?

1991年,在Beyond那场经典的91演唱会上,有一个男孩戴着黑白格子的棒球帽,穿着白衬衫,站在灯光不太亮的舞台后方,他的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微笑,一脸温柔地看着台上的Beyond,心甘情愿给他们唱伴唱。

唱到最后一首歌《光辉岁月》时,黄家驹介绍乐手:“那个戴帽子的靓仔,梁翘柏,浮世绘的主音歌手。”

那个“靓仔”弯腰鞠躬,帽子却不小心滑了下来,遮住了脸。他倒也不把帽子拿开,就这么不露脸地被点了名,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到了舞台中央,站到家驹的身后。

这个戴帽子的男孩是黄家驹的好友,十几年后,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他就是《我是歌手》、《幻乐之城》上的音乐总监,梁翘柏。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那个被黄家驹痛批“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的时代,歌星们都在翻唱日本的曲子,直接拿过来填上粤语词,简单、红得快。而夹band(粤语,意味”组乐队”),被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选择,大家都不赚钱,也不可能赚钱。

正是在那个时候,黄家驹组建了Beyond,梁翘柏组建了“浮世绘”,同时期还有“达明一派”、太极、小岛乐队等,他们坚持做原创,后来一度在香港掀起一阵组乐队的浪潮,为香港乐坛撑起了另一片不同颜色的天空。

梁翘柏与黄家驹在那个时候成为挚友,乐队之间的成员也经常互相“串门玩”,今天你来我的队里帮忙弹个吉他,明天我帮你唱一唱和声。那一段和好友们没日没夜地在一起玩音乐、狂练吉他的日子,是梁翘柏心中对于青春最美好的记忆。

▲Beyond的《再见理想》中的其中一句歌词,出自梁翘柏的手笔。

玩乐队不赚钱,大家只能一边打工一边玩。当时黄家驹和梁翘柏的正经工作是保险推销员,一起卖保险的还有beyond的鼓手叶世荣。

▲你能找出这张照片里面的梁翘柏、黄家驹、叶世荣吗?

那时候黄家驹住在苏屋邨,是香港的公共屋邨,黄家驹一家蜗居在其中一个面基窄小的单位。

每天当日上三竿,身穿西装,手提皮包的我都会懒洋洋地走到他住在苏屋邨的家。那时候他永远都是上身光着,下身穿上一条直纹或碎花的大短裤,架上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散乱的,比我更懒洋洋地打开门。 不记得是谁首先提出,反正结果都是一样,我们都会因一些毫无说服力的借口而取消了原定到各工厂大厦推销保险的计划。在他家听听唱片,拿起结他玩玩音乐,已经是每天指定的“早课”。

人生得一知己,是一大幸事。梁翘柏与黄家驹,一个自然奔放,随性灵动,另一个则温文尔雅,创作时带有浓郁的学院色彩,两人如高山流水遇知音,惺惺相惜。

一谈起音乐,我们都会有说不完的话题。有很多个晚上,我们会在尖沙咀那间早已结业的“新马赛餐厅”, 与友人一起喝着因无数次加冲热水而变得越来越淡的奶茶谈天说地,而我们对音乐的热情却越来越浓。

万万没想到,就在91年演唱会两年后,黄家驹在日本跌落舞台,意外离世。

在很多人眼中,家驹是乐坛奇才,是音乐先驱,是乐队文化的英雄,是社会现像,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但在梁翘柏眼中,除了以上的一切之外,他更是一位重要的好朋友,是梁翘柏成长的一部分。

2008年6月10日,是家驹的生忌,梁翘柏情真意切地写下长文《我和家驹的二三事》,怀念旧日与他之间的点点滴滴:

假如有人把悼念变成投资,将思忆当作宣传;今夜,我我会选择默默地怀想……我的亡友。我想这次再不会被视为一种出风头的行为了罢。就在此时此处,夜阑人静时,我宁愿启动着计算机,接上尼斯湖的 live-cam ,看着风景怡人的湖光山色,独自整理一幕幕私人的记忆片断。一切真实与否我都不需要向别人交代。而我知道,起码,你,一定会懂……

梁翘柏与刘志远等人于1985年组建浮世绘乐队,后来历经几番成员更替,一共只出版了一张EP《忧伤都市》(1985) ,两张大碟《爱花的少年(1989)、《知道不知道》(1990),就早早地解散了。

有别于当时香港满大街的流行曲风,也有别于beyond、太极等同时期乐队们玩的摇滚曲风,浮世绘的风格更为前卫,颇有末世摇滚的意味。他们用多种乐器和音色,营造一种迷幻氛围,他们的作品满溢着艺术家的气息,那是一种勾引人却不媚俗的华丽气质——而当时才不过是二十世纪80年代。

有记者曾问梁翘柏: “在那么一个黄金时代,却成为了小众音乐,最后解散,会觉得焦虑吗?”

他很调皮地笑:“每天都很焦虑,我一直都很想大众,或者觉得自己非常大众啊!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受欢迎。”

自己喜欢的音乐得不到市场认可,恰好这时香港电影蓬勃发展,1992年,梁翘柏在经过慎重思考之后,决定索性转行,到美国纽约修读电影研究。

梁翘柏留学的第二年,1993年6月,黄家驹在日本坠台逝世,也终结了香港摇滚的辉煌时代。

当梁翘柏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又遇到了香港电影发展的低谷期,兜兜转转,梁翘柏甚至一度找不到工作,这时一个以前组乐队的旧友,此时已经成为了唱片公司高层,他问梁翘柏:“有个新人,你愿不愿意帮她做专辑?”

梁翘柏说好。

那个新人就是卢巧音。

从1999年卢巧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起,梁翘柏与卢巧音一直合作无间,为卢巧音打造了好几张水准远高于市场品味的概念专辑。2005年的《天演论》,虽不讨好市场,但却被称是制作精良至堪称无与伦比的神专,足以在港乐史上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式转战音乐幕后的梁翘柏,还给陈奕迅写了《红玫瑰》、《白玫瑰》,给王菲制作了《光之翼》……也开始频繁担任演唱会的音乐总监。

梁翘柏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从自己的乐队到为他人制作专辑,到底要不要讨好市场,仿佛是一个千古难题。梁翘柏却很淡然,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我不想做一个很‘滥’的制作人,不要以为自己做出来没人听到,其实只不过听到的人的言论还没到你耳边而已。我不想要写一首歌大火,但第二年已经没人记得。”

洪涛筹备第一季的《我是歌手》时,邀请梁翘柏去做音乐总监,信誓旦旦地对梁翘柏说:“我想要做一个演唱会水准的音乐节目,要最好的乐手、最好的音响,编曲什么的统统都要做到最好。”

梁翘柏心中偷笑:“每个电视台都是这么讲的啊,难道你会和我说你想请三流乐队,来做一个三流的音乐节目吗?”

梁翘柏的对洪涛的不信任,大概是有几分幕后工作者的“妄自菲薄”。对一个音乐现场来说,最好的乐手、最好的音响,就意味着要花很多钱。而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大家只看到歌手穿着漂亮的衣服从灯光底下走出来,怎么会有电视台那么傻,要把大量的钱投在灯光照不到的乐手和音响上呢?

梁翘柏试探地问:“好比说我编一首歌,要用竖琴,是用真的竖琴,可能很贵,也很难找。”洪涛还是一脸的信誓旦旦:“没问题,你尽管去想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尽可能地配合你。”

梁翘柏于是知道,这事能成。

随后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爆红,这时全中国才知道,有个人叫梁翘柏,有一种职业叫音乐总监。

这一年,时代已经和他十五六岁玩乐队时很不一样,唱片店接连倒闭,多栖艺人远多于“纯歌手”,人们愿意拿100块去看一场电影,却不愿意拿50块去买一张实体专辑。

在《我是歌手》,梁翘柏带领着全中国最好的乐手团队,他把与乐手的合作称为“回归”:“现在很多音乐可以被电脑代替,我们想要一个竖琴的音质,电脑就能给一个竖琴的声音,大家就忘了竖琴是长什么样子的。我希望有乐手能在电视上,透过一个流行的形式把这些记忆展现出来,让大家知道自己一直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假的。我想让大家听见真的声音。”

尽管梁翘柏认为不能靠电视台救乐坛,但他觉得,这时代或许还不算太坏。

没有好或是不好,因为没有退路,不能回头。 我觉得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太好了,无论你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或者没有公司,你都可以有曝光率,因为媒体就在你自己身上现在,你是个人媒体,你自己可以有不同的平台去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最怕的是你没有东西表达而已。

然后你说不红,不红就太多理由,做音乐是不是一定要红?很多人听到就OK了。 如果很多人听到,但是对你没有兴趣,可能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你的受众群不是大众,如果你觉得OK,我的受众群是小众,你做小众音乐,他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的受众群是大众,大众都不关注你,那你要问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你是不是适合这个行业,或者你的期待是不是太高? 所以不关时代的事,我觉得是关个人的事比较多。

梁翘柏是典型的工作狂,为《我是歌手》工作的那几年,他频繁往返于香港、长沙、北京,每天只睡3、4个小时。

节目彩排的时候,他一屁股坐在灯光照不到的乐手池里,一坐就是一天,脑子和嘴巴却不能停下,需要不停地和乐手、歌手、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沟通,这一首歌在排的同时,他已经要分一部分的脑细胞去思考下一首歌彩排的安排——“好比我现在有十个锅在咕咕地煮着,但我只有三个锅盖”,一期节目彩排下来,梁翘柏往往累到精疲力尽。

有人问,是什么能支撑他这么痴狂于幕后工作?

梁翘柏说:“不必介意所谓的幕前与幕后,我做音乐工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好玩。”

从业数十年,依旧能对自己的工作能给出“好玩”这样的评价,并为之痴狂。也许,这就是在这个时代,梁翘柏依旧能让人唤起对音乐最初的那一份感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