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为什么被杀 李善长为何不得善终?

李善长,这个活跃在明初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有着惹人注目的多重身份:朱元璋的淮西老乡;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的重要智囊和后勤补给官;明朝开国第一文臣,第一任宰相;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女亲家。

这样一个人,如何从历史中谢幕的呢?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残酷的所谓胡惟庸谋反案稍稍平息之后,原本早已退休、77岁的李善长被人告发与胡案有关,“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

也就是说,除了李善长本人,他的妻、女、弟、侄四家有70余人被株连至死,唯一幸存的是他的儿子李祺。李祺因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是驸马,总算被赐恩免死,但也要和公主一起被发配。李祺的两个儿子(应该尚属少年),实际上也是朱元璋的外孙,也因为沾公主的光,才没有受这个惨案的牵连。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此种种,都是奇惨奇酷之祸!

清初怪才金圣叹被腰斩,临刑前给家人写信时说:“杀头至痛也,藉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李善长虽是明朝开国文臣第一,但肯定没有金圣叹这样的才情,大祸临头时断然写不出这样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妙语”,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他遭此奇祸也是“无意得之”。

不过,以他宦海沉浮数十年的阅历,以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名言的深刻体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惨案暴来之前,李善长应该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否则,李善长就一定是一个白痴。

避祸无门的李丞相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和后来也做过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按照《明史》的记载,这个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此处的用词有些意思,“少读书”,是说他受过一些基本的教育,而这种教育肯定是儒家的。

下面又说他“习法家言”,即表明李善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儒生,那种儒生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使命感,常常认为天地间有他这一号人物,就是来“上致君于尧舜,下救民出水火”的,而爱“习法家言”的人则往往世俗得很,他们热衷于仕宦和富贵,并且为达目的常常不择手段。

从史实看,李善长的确就是乱世中一个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计谋和手腕,希望以此换得功名利禄,并荫及子孙,而儒生常有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理想,在其头脑中,是相当稀薄的。

在李善长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口袋里装着锦囊的策士面目。朱元璋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天下,他回答说:

“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汉高祖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仅仅五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安徽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就应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刘邦,天下一定是您的。”

李善长是不是真的特别关心乱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质疑的,在我看来,他口袋里装着的肯定不止一个锦囊,他之所以打开“不嗜杀人”这个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准了这个锦囊很对面前这位雄心勃勃、一心要夺取天下的主子的脾胃。

朱元璋果然大喜,让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为参谋,预机画”是做智囊,“主馈饷”是负责后勤补给。

如果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第一功,进而荣升丞相,当能明白李善长对朱元璋夺天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李善长的这种重要作用,是得到了朱元璋认可的。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

这样一个曾经位极人臣,而且还是皇亲国戚的大人物,怎么会落到身死族灭的地步呢?

表面的起因似乎是因为胡惟庸的谋反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李善长虽与胡氏同乡,且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具有姻亲关系,胡惟庸仕途得意,又主要是靠李善长的引荐,但在胡案初始阶段,李善长并未陷入其中。

御史台缺长官,退休的李善长还一度被“拉夫”,暂时主持御史台的事务。让人无法意料的是,到了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脑袋早已“搬家”多年的时候,突然有人跑出来,揭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父子“实为胡党”。

这个时候,圣恩虽仍如雨露,说“免死吧”,但对李善长来说显然已危机四伏。

洪武二十三年,已经77岁的李善长修房子,向信国公汤和借士兵300人干私活,汤和没同意还奏了一本。该年四月,李善长又为一个犯了罪的叫丁斌的亲戚求情。

按照常理,这在当时本来是一件并不大的事情,可不知何故又闹到了朱元璋那里。皇帝下令审讯,而这个丁斌过去曾在李善长家服务,很奇怪,他没有就事论事,交待李丞相是怎样为他请托免罪的,却直往心惊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长家族与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义父子,拷讯之下,总算拿到了最有“价值”的内容。

按《明史》记载,李存义父子是这样供认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亲家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李善长起初大惊,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友去劝诱,说事成之后当封其为王,善长“不许,然颇心动”。后来胡惟庸亲自出马,善长“犹不许”。

过了一段,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去劝说兄长,李善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但仅此似乎还不足定案。很快,李善长家的几个奴仆也纷纷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的阴谋。

“大逆不道”的罪名终于成立,有意思的是连老天也示意李善长该死了。《明史》上说,李善长刚刚被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

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20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

开国丞相死在了一起“谋反案”上,看似有极大的随机性,其实不然。读史者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情节:李善长虽然位极人臣,但他是早在洪武四年就主动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退休了。

那时候,李善长只有58岁,本是政坛角逐的黄金年龄,而且,所谓身体不好云云显然是托词,他已经活到了77岁,若非有人不想让他再活下去,看样子也还能享一段荣华富贵呢。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何在?应该只有一个,精明过人的他早已看到了危险,他在最风光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以韬光养晦来避祸。

然而,李善长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对他而言,这一场灭顶之灾,却注定不是他主观上想躲就躲得过去的。

权力学的一条原理

李善长死了,他为什么会死?

首先想到的是胡案的牵连。然而所谓胡惟庸的谋反案本来就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现在细读李存义父子的供词,颇觉有味。不能不承认,主持这个案子的是一个深文周纳的“办案高手”。

如果在这个供词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李善长:要谋反的胡惟庸一开始游说他,许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动,甚至跃跃欲试,那会给观者怎样的感觉?肯定是滑稽!

像李善长这样已经得到太多特权享尽荣华又长于世故的人,在关系身家性命的问题上,哪会像一个毛孩子那样轻率呢?

于是,我们看到,供词中的李善长是再三再四拒绝参加谋反的,只不过,这种“拒绝”显得不太坚决和果断,临到最后,甚至还有一点欲拒还迎的意思。这样一副面目的李善长,相对而言就“可信”多了,坐以“谋反”的罪名也就不那么让人生疑了。

李善长绝非因胡案而死,还有一个证据。朱元璋炮制胡案,其本来目的,就是要大张罗网,勿使一个他不待见的人轻脱,如果真的查到了李善长家族与胡案的瓜葛,哪怕这种瓜葛若有若无,以朱元璋雄猜好杀的个性,他也会穷治到底,怎么可能大发慈悲网开一面?

李善长非因胡案而死,那么是不是死于政敌的攻讦和诬陷?不能排除这一层考虑。李善长在明初政坛上,一直是作为淮西集团的首领而出现的。李氏家族势力很大,同时必然也积怨很多,在其旧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问题,对李善长恨得牙根儿直痒痒。

在办理李善长案的过程中,这些人非置李氏于死地的面目,也是暴露得相当充分的。然而在明了这一层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以李善长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厚势力,除非皇帝突然将风向扭转,否则满朝文武谁能将他扳倒呢?

最初,在朱元璋、李善长君臣之间刚刚出现极微小的一点阴影时,属于非淮西集团的杨宪等人就嗅出了点异味,轮番向李善长进攻,指责其“无宰相才”。应该说,杨宪等人的嗅觉好得出奇,可惜火候没有把握住,以为皇帝有些嫌恶李善长就是要抛弃他了,结果终究没有摸准皇帝的脉搏,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

此例也足以证明,政敌的明枪和暗箭,对李善长都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能够置他于死地的,只不过是皇帝的那一念之间。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

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堪称这条原理最形象的阐释。

“别离我太近”,因为太近,别人总担心你会不会轻易跨过那条太短的距离,并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

而作为明太祖同乡、故友、勋臣、亲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这个离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发迹史,李善长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李善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布满朝堂,势力盘根错节……

这样一个李善长,能让那个虽然在他前面,但离他只有一箭之遥的人放心吗?何况,这个人是朱元璋!

有人会说,李善长和那个信国公汤和一样,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吗?他还有什么会惹朱元璋猜疑的呢?

对此,明末顾起元一言中的:“信国(汤和)之谨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远迹以自引,则益厚其疑。”顾起元的意思是,汤和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忠厚人,其谦退只会让朱元璋高兴,而不会产生怀疑。

而李善长就不同了,他是以谋略起家的,所以他的谦退只会被认为是老谋深算者的一时韬晦之计,越这样越让人不放心。顾起元分析得很对,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李善长与汤和的退休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汤和是一退全退,代表着他从政坛上的完全隐退,而李善长不一样,他即使从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响还是一目了然的。

李善长只有不得善终而死,除非老天让他短命。从史籍中分析,实际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几次当着大臣的面说李善长无相才,明末著名史学家史迁说得很干脆,他断定朱元璋即位后即开始厌恶李善长。

的确如此,《明史》叙述朱元璋和李善长关系演变时使用的是这样一些句子:“帝始稍厌之”,“帝衔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时候,在李善长家族还有着表面风光的时候,杀机就开始在他头顶盘旋。

只不过,皇帝也是人,他在杀心盈怀的时候,可能难免想起了当年的患难与共,想起了这个人的种种功劳和苦劳,更可能还有很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也许正是拖了这么久,直到李善长77岁,朱元璋才下定决心的原因。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降落到了人间……

《明史》为了彰李善长之罪,说“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贵富极,意稍骄”云云,李善长性格上的这种缺陷,或许确实有,但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长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只是因为他离朱元璋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