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手下八大金刚 民国六大美女之一胡蝶:因戴笠的爱而受到诟骂
1977年春,我读小学,任少先队大队干部,在很多个星期三的下午,要到学校去,和老师们一起听校长宣读批判“四人帮”的内部材料。那是些沉闷的昏昏欲睡的午后,只有听到“江青向蒋介石献媚”时,大家的精神才会为之一振。我并不知晓献媚的具体意思,但凭少年的直觉,知道那应该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一种不好的行为。一个女人,居然向反动派的头子献媚,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除了阶级仇之外,对江青的痛恨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动机。
多年以后,看胡蝶的传记,又一次体会到了这种震惊的感觉。胡蝶,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堪称佳人如玉,岁月似梦,她的弯弯笑眼和湿湿眼神有着谜一样的魅力,浸透着既人间又天堂的芬芳。可她,却曾委身戴笠,那个在历史课本中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那个在影视剧里阴险狡诈,整天与辣椒水、老虎凳为伍的人!如果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表达的毕竟还是一种惋惜,那么胡蝶与戴笠的勾连,简直会让我们在不自觉间对她也鄙夷起来。
那么,这种鄙夷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鄙夷一旦发生,我们就对一些基本事实也视而不见了呢?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披露,戴笠并不是那样一个歪戴帽子三角眼的恶人,况且,退一万步讲,就算真是一个从地狱里偷跑出来的恶魔,也会有一个人该有的正常情感欲求吧,因此他对胡蝶一见钟情,很真实,很可理解。
但我们还是会觉得,一个电影巨星,一个特务头子,两个人的生活层面相差太远了!有史家披露,为把胡蝶追求到手,戴笠使用了特务手段,以求速成。
最糟糕的是,当时正值抗战,胡蝶本来藏在香港,想过小户人家的日子,不想却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军方逼她去日本,要拍一部观光旅游纪录片《胡蝶游东京》,借中国大明星给大日本皇军及“中日亲善”歌功,胡蝶只好与丈夫潘有声一起逃往内地。
逃难途中,兵荒马乱,胡蝶托人运送的三十大箱物品被劫走。消息传来,胡蝶当场晕倒,那是她半生的积蓄,以后可怎么活?此事被胡蝶在上海的朋友杨虎知晓,马上通知了戴笠。戴老板大喜过望,这真是一只天鹅拴着红线从天而降。
他马上给他的军统特务们下了死命令:找不到东西提头来见!整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迅速运转起来,黑道白道,多管齐下。可是几个月后,还是没有头绪。戴笠坐不住了,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他先把胡蝶委托的转运人抓到监狱,给了个侵吐他人财物的罪名,以造成人赃俱获的假象,然后,他手掐胡蝶开列的失物清单,派大小特务们四处购买,到底凑满了三十大箱,封好,送到了胡蝶的面前。
即使胡蝶是个傻子,也该能看出来此箱非彼箱吧,但胡蝶却领了戴笠的情,照单全收了。此后,戴笠有事没事就往潘家跑,尤其盼着胡蝶时不时地病上一场,他好借机问医送药,在病床前嘘寒问暖。要知道,抗战的艰难时期,医药奇缺,往往是一支金鸡纳霜就能救人一命。
值得说明的是,戴笠在胡蝶面前,一直表现得像一个合格的情人。柔情蜜意,风情万种,小心呵护。老牌特务沈醉说过:“戴笠得到胡蝶后,行为稍好一点。”然后,戴笠利用手中权力,给赋闲在家的潘有声找了份工作,送他到了昆明。
潘有声一走,戴笠趁虚而入,与胡蝶秘密同居就水到渠成了。据野史载,胡蝶也是以此为耻的,还曾从戴公馆偷跑一次,被戴的副官劝了回去。直到1946年,戴笠乘飞机失事于戴山,胡蝶才重获自由。
当美女遭遇无赖,当场受害的是美女,被旁观者和后世诟骂的还是美女。这是我们的传统里代代相因的成例。我们不去清剿罪恶的渊薮,却对浮在死潭表面的泡沫痛心疾首。而那些被我们称为无赖的人,恰恰都是有“赖”的。如果真是“无赖”,走私贩毒行贿受贿欺男霸女一类的事会少很多,世界也会太平很多。
我并不想天然就把女性看作受害者,无原则地为她们辩护,我只想说,无视罪恶之源,放纵那种病态的打探和偷窥欲,并添油加醋渲染细节,对这种无良行径,我们自己要有足够的警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