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怎么读 点滴在心 读竺可桢日记背后的那些故事
5月21日,浙大将迎来120周年校庆,最近,浙大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老校长竺可桢的儿子、浙江大学化学系1946级校友竺安代表全家,将55册的竺可桢日记原件全部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
竺可桢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为出版这些日记,在《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的主持下,竺安曾花费13年的时间进行通读整理。
"父亲能把每天的事都详细记在日记里,是有原因的""一字不改地出版父亲日记,是因为他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
近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已经88岁的竺安,听他说说有关日记的那些人和事。
捐给浙大,让日记有个好的归宿
竺安和夫人现住在北京一家老年公寓,记者赶到时,他在公寓门口已经站了多时,老先生满头白发,清瘦,儒雅。
"怕你找不到路,来迎一迎。"竺安说。我们的谈话刚开始,他的夫人拿了矿泉水递给记者,"这么远过来,先喝点水。"
这是既细心又有亲和力的老两口。
竺可桢日记有900万字,这些内容几乎都被收录在2014年出版完结的《竺可桢全集》中。
"编辑工作是从2000年开始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加入的。"因为外文好,竺安主要负责整理日记中各种外文的内容。"因为全部是手写的,再加上是六七十年以前的纸张,已有氧化,有些字迹不太好认。"
2013年底,全集整理完毕后,竺安等人就考虑日记的原件要怎么存放。
"日记原来是在中科院,由全集主编樊洪业保管的。"后来,竺安希望把日记尽量放在一个专业的档案馆里,"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合适,因为竺可桢和浙大有着特殊的关系。"
已经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对日记的内容几乎是全文刊登,包括家庭的隐私、竺可桢对人对事的评价以及对子女和自己的看法。据说,樊洪业还就此征询过竺安的意见。"当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真实完全的反映,竺可桢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什么。
"竺安觉得这不值得纠结,"这是很自然的,就应该这样。我父亲在日记里面,曾经两次引用过一句话(大意):日记的价值完全在于真实,如果不真实,那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如果是真实的,即便是很琐碎的小事,若干年后都会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随身带个小本本,他看到的都记录下来
竺可桢的日记,几乎每一天都记录得非常详细,见过什么样的人,办了什么样的事。
"我一开始也很奇怪,开个会,30多个人,都有谁来参加,他都记得。说实话,我自己开会,事后也讲不出来都有谁。后来我才发现,他有个工作日记本,可以揣在上衣兜里,开会的时候有哪些人来,谁发言了,发言时间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他都记录在本子上,到晚上,再把这些整理到自己的日记本上。
"除了这些,竺安还记得,"我记得他在1936年,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记录沿途各站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等都记下来。"
竺安有些感叹,"我自己做实验都没这么认真。我想,一天工作下来,人都很累了,还要这样记一天的事情,毅力令人惊讶。父亲认真到有时要引用古人的诗句他都会去翻原著。"
竺安觉得这也是父亲的日记和其他的名人日记不一样的地方。"我翻看过很多日记,有些会过滤掉不好的内容,只写好的,有的很简短,没那么详细。竺可桢日记,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重要的事情都会记录下来。"
父亲的伤痛,我是看了日记才知道
从2000年到2013年,这13年间,竺安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就是在"读"竺可桢日记,这个过程就像是他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他才读懂父亲的很多情感、做人做事的理念以及一些过往事情的真相。
"当年在浙大西迁路上,我二哥生病去世,我们兄妹5个人中,二哥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他14岁去世,半个多月后我母亲又去世,对父亲打击非常大。但当时我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肩上有很重的担子。随着日寇步步入侵,必须一次次地迁校,顾不上为家事而悲伤。我后来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才看到,母亲去世约半个月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悲从中来,嚎啕痛哭。这是母亲去世后他唯一一次感情爆发。"
让竺安印象深刻的还有父亲在浙大西迁路上,和浙大师生一路走一路所做的事情。
"在江西泰和,那里的赣江经常发大水,危害甚重,竺可桢就让土木系的师生考察并设计一条大堤,由县政府组织施工,很快就修好,解除了水患,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这个堤在当地被称作浙大堤。到了贵州遵义,浙大地理系的师生考察到附近有锰,炼特种钢有用,很快就开采起来了。
在湄潭,鉴于这里气候土壤很适合茶树,浙大的茶叶专家(也是中央茶场场长),教老百姓种茶和炒茶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质量。"竺安说,父亲的理念是,大学不仅是教育机关,把学生培养出来能找到工作就行了,而是有责任做实事。
"当年浙大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大家各有各的性格,有时候难免会有分歧,父亲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也很有技巧。"竺安记得当时浙大物理系的束星北,很有才华,但性格也暴躁。有一次,在湄潭,他和总务处主任起争执,打了对方一拳。
事情闹大后,竺可桢专门从遵义到湄潭解决这个事情。总务处主任要求束星北写道歉信,当众宣读,并请两桌酒。竺可桢说,抗战时期物价昂贵,酒就摆一桌吧,吃饭前,让束星北把信念了,念完后,他就把信拿过来,揣到自己兜里。"这样既道歉了,又不让信落到对方手里,很巧妙地化解了这个矛盾。他后来密集地给双方写信、谈话,终于使两人成为好友。"
学者评价竺可桢日记
●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
《竺可桢日记》被誉为"民国四大日记"之一,非常重要,学界都很重视。这部日记不是个人生活的历史,而是近代政治科技教育发展的记录,对于整个中国科技史、教育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详细的活史料。
衡量这部日记的重要性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竺可桢本人的地位之高;日记的连续性、完整性;观察、评论、记录的全面和深入,另外私密性,这部日记只是作为个人记录,而不是给别人看的,比较客观。
●浙江大学档案馆馆长马景娣:
竺可桢日记的内容本身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作为大学校长,日记里也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他是浙大的老校长,对我们来说,保存他任何的手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更何况这么量大又成体系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肯定会用最好的条件来对这批日记进行保管和研究。
我后来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才看到,母亲去世约半个月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悲从中来,嚎啕痛哭。这是母亲去世后他唯一一次感情爆发。
【浙江新闻 】
他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
竺可桢在浙大做校长的13年,竺可桢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出任浙大校长的。
浙大校史研究专家何亚平教授统计,从1936年-1949年的十三年间,《竺可桢日记》中记录的请辞浙大校长的次数,就有近40次。
这种情绪,始终贯穿着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直到离开的最后一刻,他还说:"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
为何不愿做校长
为什么?从他得知自己被荐为浙大校长时,便反反复复地在日记中陈述了: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不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战事在即,不免悬心;不愿长做校长,而半年之内难见成绩。"(当时允诺他任期仅为半年)
那一年,竺可桢47岁,学术事业可谓如日中天。他于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正是在他手中,中国开始独立发布自己的气象预报,并在全国设立了百余个气象观测点。
在反复拒绝的同时,于公,这个绍兴东关的知识分子,却也在日记里说:"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在内心的纠结与矛盾中,竺可桢最终选择了临危受命。3月7日,他允诺陈布雷,但同时提出三个条件: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4月,在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前提下,竺可桢正式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本只以半年、一年为期,未想,却历时整整十三年整。
这是怎样的十三年
出任时,竺可桢47岁,离开时60岁——这本应是一个学者学术事业最黄金的13年,但最后,面对美国前沿的气象研究,他在日记中感慨万分地评价自己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而浙江大学,却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英国人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社科院研究员李杭春,用数年时间编成了一部《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在她看来,浙大当时的飞跃,自然和竺可桢这位大学的引领者有关——即跟他所坚守的教育理念、设计的人才制度和始终执行的民主治校原则有关,也包括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基于坦诚、无私、正直和富于同情而产生的威仪。
竺可桢与浙大十三年,足足可以写成一整部书。在这里,只能说几个小片段。
你到浙大来做什么
有人说,竺可桢是行动的理想主义者。
一进入浙大,竺可桢便问上层要经费,着手于充实教授人选、补充图书仪器设备、重视校舍的最低标准,他还设置公费生,给贫寒子弟求学机会。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甚至抓体育锻炼,为师生造游泳池,要求同学们每日从事半小时或一小时的爬山、游泳等室外运动。因为他深知身体与头脑同等重要。
但他更在乎的,是立人。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五个月,与一年级新生谈话时,他问了学生两个问题:
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校长的回答,简而言之: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竺可桢有过深思熟虑,绝不在于造就多少工程师和科学家,而是"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1942年9月28日,他在《大学之使命》一文中说:大学之使命有三:其一,希望造就完人,完人必具智仁勇三达德,而涵濡于六艺之中;其二,学有专长,而于大学中植根基;其三,养成自己能思想之人,而勿蕲教师逐字释义。思想同于肌肉,多予训练,并能发达。
因为个人的求学经历,竺可桢强调民族复兴、也强调西方科学。他数度提到王阳明,1938年11月1日浙大西迁后在宜山正式开课,他以《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中说:阳明先生的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莫不足以见其伟大过人的造诣,而尤足为我们今日国难中大学生的典范。学者要自觉巨人,要成己成物,必须取法乎上,而后方能有所成就。
在1939年2月4日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中,他又谈到: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意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
他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对此,他身体力行,令师生影响极受感染。
从不缺席早晨的升旗典礼
1936年初,40级学生刘奎斗在浙大体育馆的篮球赛后第一次听竺校长训话,竺可桢的绍兴口音很重,作为北方人的刘奎斗完全无法听懂。但五个月之后,学校大操场上举行了第一次升旗典礼,刘奎斗看到竺校长亲自出席,从此,从每周一至周六,他每天必定向校长敬礼,报告到场人数。
竺可桢在浙大十三年,几乎从未休息,却几乎从不缺席早晨六点半的升旗典礼。他曾在《升旗典礼之意义》一文中说,这是为了"在坚定我们的自信力,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出路的民族,是将兴未艾的民族,是有朝气而不是暮气沉沉的民族。鼓励大家奋发有为,坚持信仰,每天升旗典礼,就是要坚定大家的自信力。"
训话那日,竺校长说的是什么,没有听懂的刘奎斗在日后的升旗仪式上,完全感受到了。
刘奎斗后来两次进出浙大,两度投笔从戎。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时,他卖掉自己国外的1200平米土地,将卖地所得200万美元以匿名方式全部捐赠母校建造竺可桢国际教育学院大楼暨竺可桢纪念馆。在得知建设费用不足的情况下,又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大楼建设追加捐款60万美元。
竺可桢在浙大十三年,关于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学生毕业后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曾多次撰文。
此时再来读一读,他在1936年5月18日《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补行宣誓典礼上的答词》中所说的话。他提出了"德育知育并重",说:"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对于德育和知育并重。所以古之学宫统称为明伦堂,因为古代之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从科举兴以后,士子乃注意到记诵和辞章之学。但这种趋势,是为古代有识士子所诟病的。"
他认为好的学校"虽于知育和体育的训练稍加偏重,然于陶养品性人格方面,亦不偏废。每个著名大学里,统有道德学问并茂的教授,可以潜移默化学生的品格。我们把欧美的学校制度,移到中国来,但取其糟粕,而遗其精神,组织上不甚健全,"教训"两个字只行到"教"一部分,而"训"这一部分,几乎完全放弃了。在大学里"教"的方面,亦有问题。"
非凡的人格魅力
竺可桢长校期间,群英荟萃,网络了如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等名师。1944年,亲赴浙大参观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将西南联大比喻为"东方牛津",而将浙大称为"东方剑桥"。
在竺可桢诞辰百年时,出过一本纪念文集,整整四百余页,全部来自浙大师生,每个人的回忆都细微而真切,他们反反复复提到最多的,就是竺校长的"人格魅力"。尤其,人们谈到最多的,是竺校长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苏步青早于竺可桢五年来浙大工作,已是数学系系主任。因为竺可桢有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苏步青最初不看好他出任校长。但竺可桢一直器重并关心他,西迁时动用私人关系极力照顾苏步青的日本太太和家人。苏步青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1937年,竺可桢在浙大率先实施了导师制:他认为,教和训必须合一,而老师对学生最好的训导是以身作则。1941年,学校颁发新的布告:导师的选择,由校方指定改为同学自由投票选择。学生马国钧胆大了投了校长,最后发现,选校长做导师的,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宝贝"。第一次见面,竺可桢便告诉他:"随时有事来找我,不需要先问过诸葛秘书。"师徒的书信往来中,竺可桢的署名永远是"友生竺可桢"。
1942年,浙大学生在遵义"倒孔",竺可桢阻止学生游行无果,最后自己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竺可桢在浙大期间,被称为"浙大保姆",他从主持、出席学校各种校务会议,到定期不定期慰问贫病员生;从向教育部跑经费,到去各地查勘迁校校址;从每天清晨六七点坐镇校长办公室,到与师生一起欢度大年三十。日理万机之余,他每年还要留出一定时间,回气象所处理公务。
李杭春的文中说:竺可桢留给浙大的是真正的求是和务实,而繁重的公务回馈竺可桢的,则是过早的苍老与疲惫。
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二、三年不相见的人,没有一个不奇怪我老得如此之快。"
三次研读竺可桢日记的何亚平教授说:在浙大120年里,竺可桢所作出的牺牲,至今没有任何一位校长能够超越。他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
抗日战争之后,浙江大学被迫四次内迁,竺校长率领全校七百多位师生先去建德,再到吉安、泰和、宜山,最后落脚于遵义及湄潭、永兴等地。在前后三年过程中,他负责全校师生的迁移、安全和生活,还随时随地安排学校的教学工作。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夫人张侠魂与次子竺衡在泰和时患恶性痢疾而去世。
1946年,竺可桢出访美国,在看到最新出版的气象学杂志时,他感慨万千:"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何亚平说,什么是浙大的求是精神,竺老有过一个最经典的解说,那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而他自己是最坚定的践行者。
日记中藏着他复杂的感情
李杭春在编撰《竺可桢浙大年谱》的过程中,在对相关档案、日记、书函、纪传和其他文献作了几番地毯式的搜寻和对各地作了相关探访,在她看来,这段历史充满光荣、书尽传奇,但是不可复制,尽管它像是今天芸芸高校使劲解数想要抵达的目标。然而,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今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靠近她,还原她,然后怀着崇敬宝爱她。
"比照今天,民国高校一座座都是传奇,一所所都像神话。那种民主精神,科学姿态,那种独立情怀,自由思想,此番现代大学之要义无不在那个年代的高校和高校学人间畅行无阻。国立浙大的成长,离不开那样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语境,离不开对那样一种现代价值的共同体认……而竺可桢治下的国立浙江大学,因校长特为家乡的大学拈出"求是"二字作校训,倡导并力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是文化,为浙大的腾飞导航、护驾;因为校长还为这所学校延揽了大批学人,创设了完全学科,以那个年代所可能有的超豪华"配置",让国立浙江大学出落成民国高校之奇迹。
"
而十三年,竺可桢对于浙大是真的厌倦之极吗?
日记里藏着他最复杂的感情。
竺可桢浙大长校十三年,借居遵义(湄潭)六年有半。1961年,他重访浙大西迁时的遵义,写下一首《重到遵义赋》。李杭春一直在想,老校长为什么惜墨如金,只留下一首诗让人回味良久。
她继续翻竺校长的日记,那是1964年9月6日,他写道:
下午坐睡一小时。梦中仿佛坐车去遵义,至旧子弹库办公室,现已回复为师范学校。与一白发老翁谈,此人似系师范校长,事先已知余将去,即邀我及同事晚膳。我欲一看我过去办公的房间,但骤然被惊醒了。
1972年7月18日,他又在日记中记下委托浙大电机系学生华景行在遵义调查《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纪念碑》下落一事。1946年浙大离开遵义东归前,他将这块纪念碑立于当时在遵义的旧子弹库办公室门前。华景行告诉他,子弹库后来改为中心小学,大门一层屋宇也已经拆去,所有石碑均已毁弃……
好在,1982年7月7日,竺可桢逝世八年后,纪念碑从水沟中捞出,堙没三十年的石碑完好无损,重讲天日。如今,纪念碑被陈列在当地湘滨公园竺可桢像近旁的浙大黔省校舍碑亭内,供人们永久瞻仰。"自然,也是老校长最好的陪伴。"李杭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