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高昌国 唐朝平定高昌国 唐朝向西扩张的前进基地
刚刚被各国奉为"天可汗"的李世民碰了个软钉子,自然是十分不满。
没多久,高昌又让他头疼了。这回是麴文泰伙同西突厥洗劫了焉耆王国的三座城,并把城中居民尽数掳掠回国。焉耆和伊吾一样,知道自己实力不济,只能在背后咬牙切齿,外带着向唐老大哭诉。
出了这种事情不能再不作表示了,否则大伙都会觉得跟着唐老大没出路。于是,虞部郎中(工部山林管理司司长)李道裕奉命前往西域,斥责高昌行为不端,并调和焉耆与高昌的关系。
此时的高昌还不敢公然撕破脸皮,所以对于李道裕的态度还是不错的。然而你说你的,他们却仗着自己远在沙漠,天高皇帝远,继续干着阳奉阴违的事情。
不过天虽然高,皇帝却并不远。先后击败了东突厥和吐谷浑的大唐,开始把主意力集中到了西域这块土地上。
此时的西域,高昌算是猴子中的大王,真正的老虎是西突厥。
李世民认为,自己才应该是老虎,而且一山不容二虎。西域的主人,只能是大唐!
但是西突厥实力颇为强大,不容易一举拿下。而且西域其他国家的臣服,也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好吧,既然一口吃不成个胖子,那就实施蚕食计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高昌,由于它在近阶段的糟糕表现以及地理位置的关系(靠东,比较接近唐朝疆域),被光荣地选中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高昌那里,麴文泰却并没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考虑到自己与唐朝之间有大漠的天然屏障,加上本国已与西突厥签订盟约,发生紧急情况要互相支援,他理所当然地稳如泰山。
对于一辈子争强好胜的李世民而言,收服高昌是已经排上日程表的事。剩下的问题只是HOW和WHY。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高昌使者来唐朝拜。借着这个机会,李世民在朝堂上痛斥了高昌的不良行径,主要包括:
1. 高昌这几年来朝贡一直时有时无,不守藩邦之礼,没有做臣子的样子;
2. 高昌国内所设置的机构和官职名称,和大唐完全一样。作为一个俯首称臣之国,麴文泰此举简直是目无领导,岂有此理!
? 3. 麴文泰曾公然对朕派去的使者宣称,大家各有各的活法,不是非要依附于他人。高昌世代接受中原册封,现在口出此言居心何在?!
4. 不光自己不遵守臣子的规矩,还煽动薛延陀,说什么既然你是可汗,就应当和唐朝皇帝平起平坐,不该再向唐朝磕头。自己当恶人,还要拉别人下水!
5. 有了这些逆行,还要高筑城墙,广挖战壕,进行战争准备,进行实打实的叛逆。
最后,李世民下了结论:如果不惩罚这样的恶人,朕作为天可汗如何能够服众?怎么能够劝说别人一心向善?高昌使者你给朕听好了:明年,朕就发兵攻打你们。小心了!
这些话,除了斥责高昌使者,敲山震虎外,还是说给群臣听的——瞧,高昌如此大逆不道,公然挑战我大唐的权威,现在罪行确凿,大家认为该不该教训一顿?
于是,WHY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朝廷内部对讨伐高昌的阻力减小了。此外,李世民还收到了特别的惊喜:北方的薛延陀汗国得知天可汗雷霆之怒,怀着为洗刷自己、表明心迹和同时希望能发一小笔战争财的心态,派使者送上奏章,请求以自己为向导,和唐军一起攻打高昌。
这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送上枕头。李世民对此十分嘉许,随即派民部尚书唐俭和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没错,就是那位前东突厥大忽悠)出使薛延陀,讨论共同出兵之事。
战争的阴云,开始在高昌上空聚集。可叹的是,麴文泰没有能够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眼里看来,高昌的天,一直都是晴朗的。
虽然战争机器已经开动,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身经百战的李世民,自然也十分想做到这一步。所以在正式出兵之前,唐朝使者再次前往高昌,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使得麴文泰能够来长安朝见。
麴文泰拒绝了唐使提出的这一要求,理由是自己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麴文泰本该意识到唐政府已经打算动手了。他应该去估量一下自己能否承受战争带来的后果,以及如果不能承受的话,自己该怎么做。
唐朝方面的目的,是控制住高昌,使之成为自己在西域前进的桥头堡。倘若真的动武,长安方面不可能只针对高昌,势必要把背后的西突厥一并考虑在内,这样的话讨伐军的数量应该会相当可观。那么战事一起,无论最后谁胜谁败,损失最大的都是作为战场的高昌。
唐政府希望麴文泰来朝见,这事对麴文泰而言无非两个结果,一是被当做发泄的对象杀掉,二是被扣做人质度日如年。这两个结果他都不想要,所以他始终不肯前往长安。
实际上我倒是给麴文泰想出了个主意。
麴文泰大可以在国内指定好接班人,安排如果自己一旦失去自由就立即由新王登基,再启程出发。这样,如果唐政府的目的是杀人泄愤,那对于高昌只是损失了一个普通人,即使说得严重点,也就是一个前领导人,但是国内政权会继续照常运转,没有大影响。
而唐朝则会在各小国和部落间名声扫地:人家都已经按要求来了,也认错了(姑且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你还要杀人,实在让人心寒,也毫无领袖各国的气度。这种情况对于一向自诩为天下之主、忠孝治天下的唐来说,无疑是一笔贴上老本的买卖。
如果是打算像当年秦国扣留楚怀王讹诈楚国那样,把麴文泰扣留为人质,作为和高昌乃至西突厥谈判的筹码。那么和前一种情况一样,麴文泰此时已不再是高昌王,价值会大幅缩水,除了感情方面的因素外,很难在大的问题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唐政府同样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再去为难麴文泰的意义不大。
这个主意虽说不上有多高明,但在历史上这种例子也并不少见。战国时期就有两个:楚怀王去会见秦昭襄王、赵惠文王去会见秦昭襄王都是先安排好后事再出发,秦国都没有占到多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