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中的王造时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事隔三天,王造时即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此后,王造时更加积极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担任了“大学教授救国会”常务理事。1936年6月,以宋庆龄、沈钧儒等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王造时被推为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并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
1936年11月23日凌晨3时,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人物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史良被强加上“危害民国”“共党嫌疑”“鼓动罢工”的罪名,突然在上海被捕,押往设在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听候审讯。
王造时与沈钧儒关在同一囚室。为了便于相互传递信息,商定采取一致的主张和行动,以利斗争。2人赢得其他5人同意后,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称之为“家”,公推64岁、德高望重的沈钧儒为“家长”,其余的皆称“难兄难弟难妹”,王造时被推举为文书部主任。
法院开庭审讯之日,大批爱国群众来到法院旁听,法官却以“案情重大”为借口,禁止旁听。群众退到法院门口,聚而不散,以示抗议。在法庭上,王造时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逮捕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坚决反对非法移送。
法官当庭裁定:“责付律师,保证以后开庭时被告随传随到。”于是,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4位救国会主要领导在各自辩护律师的陪同下,昂首阔步走出法庭。这时,守候在门口的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人,也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被保释。
在保释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又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他们有逃亡之虞”为借口,重新逮捕了王造时等6位爱国人士(唯有史良事先得到消息,暂避他处),还将王造时等6人秘密押到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吴县横街看守所。12月30日,史良自动赴苏州投案,被单独关押在司前街女看守所。
在狱中,王造时谈到如果把他们几个人绑出枪毙,他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商定:相约到临刑的那一天,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走向刑场,临刑的时候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口号。
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法官问:“被告王造时,你们的联合会宣言有句话说:各党各派代表进行谈判,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战政权,这是不是不要现政府呢?”王造时告诉法官说:“法官先生,你们把政府与政权混为一谈了,看来你们并不知道政权为何物。
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的权力,亦即统治阶级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来保证其实现……政府是具体的,政权是抽象的。你所问的问题本身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
王造时在法庭上站在法案前被审问的时候,脸是朝着法官的,当听完法官审问而回答问题时,为了把法庭当作救亡运动的演讲场所,他总是边讲边把身子慢慢地向后转30度或45度,最后完全面对观众。法官让他把身子转回来,他照办了,可是不到几分钟,他又转过去了,反复数次,弄得满堂大笑,又赢来阵阵掌声。
王造时回到监狱,立即铺纸挥毫,写下两副题词挂在墙上: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全国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大家团结起来御侮不可。
我们是爱和平,但是亦爱正义,更不能不图民族的生存,我们愿意接受平等的和平,但亦不辞为正义为生存而战!
七七事变之后,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不断声援和抗议下,国民党当局只得释放七君子。王造时在狱中8个月,翻译了英国著名学者、他的导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
出狱时,王造时写下这样一段话回赠监狱∶“事到如今,战争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战的血光中能找到我们民族的新生命。”7月31日,七君子在辩护律师和家属的陪同下,步出苏州看守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