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华俞大维 俞大维:中国“曼哈顿工程”的策划者
在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的日子里,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被国人遗忘的人,也许不是被遗忘,而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他,他的名字叫俞大维。抗日战争时期是他传奇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从1933年至1945年,俞大维都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兼兵器教官,时间长达12年之久,负责中国军队的兵器采购、制造和供应,为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历史不应忘记他,国家不应该忘记他,和平年代的民众也不应该忘记他。
俞大维(1897—1993)是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但到了俞大维这一辈,却与绍兴没有什么联系了,因为其祖父俞文葆已经到湖南为官很多年了,俞大维和他的父亲俞明颐都是在湖南出生和长大的,俞家也成为湖南的望族。俞文葆育有三子一女,即长子俞明震,次子俞明观,三子俞明颐,一女为俞明诗。
俞明震生有一子五女。而他的独生儿子俞大纯则育有四子二女,成年后的子女大都是学者出身,只有其三子俞启威是职业革命者,曾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后与范文澜的妹妹范瑾结为夫妻,而其次子正是担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而长女俞珊曾嫁给了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
俞明观生有二子二女,这一支好像没有太出名的人物,历史资料也甚少。
俞明颐娶了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为妻,夫妻俩一生共养育了14个子女,除了4个很早就夭折之外,其他10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学有所成。俞大维就是这一支家中的长子,他娶了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为妻。
俞大维的四妹俞大絪(教授)嫁给了曾绍抡(曾国藩之胞弟曾国潢之曾孙,化学家),最小的妹妹俞大綵(教授)则嫁给了傅斯年(国学大师)。
俞明诗嫁给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为妻,夫妻育有三子一女,即长子陈衡恪(画家),次子陈隆恪(诗人),三子陈寅恪(国学大师),女儿陈新午。
从上述复杂的人物关系之中,我们可以理顺一下所涉及著名人物之关系,俞大维的姑姑俞明诗嫁给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俞大维与陈寅恪是表兄弟关系,而俞大维又娶了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因此俞大维与自己的妻子也是姑表兄妹关系,因此俞陈两家可谓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
曾昭抡是曾国藩之弟曾国潢之曾孙,他娶了俞大维的四妹俞大絪,曾昭抡是俞大维的妹夫,而傅斯年则娶了俞大维最小的妹妹俞大綵,因此傅斯年也是俞大维的小妹夫,傅斯年与俞大綵的姻缘,就是由其好友俞大维牵线的。
俞大维从小受母亲曾广珊和舅舅曾广钧的影响,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长房长孙女,“淹贯文史,博闻强记”,经、史、子、集及诗词,无所不通,而舅舅曾广钧则是翰林出身,学问更是了得。俞大维的外公曾纪鸿在数学上很有成就,有几本数学著作传世,只可惜的是,曾纪鸿英年早逝。
俞大维的外婆郭筠是晚清诗人,由于丈夫早逝,她将一生的心血都放在子孙的教育和培养上,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俞大维,自然是获益匪浅,俞大维深厚的国学基础,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内“浸润”而完成的,曾国藩家族的家庭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力是相当深远的,俞氏家族与曾氏家族联姻后,也承袭了曾文公的“庭训家学”,《曾国藩家书》就曾摆满了中国许多新华书店的柜台,成为一本永久的畅销书。
俞氏家族是可以震撼到所有人的眼球,因为俞氏家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家族,历经一百多年而不衰竭,英豪俊杰辈出不穷,无论在政界和军界,还是学界和商界,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国民党内,俞氏家族都有家族成员参与或涉足,而且是人才辈出,知名人物层出不穷,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而且直至今天,依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1913年,俞大维进入上海复旦中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1915年进入复旦大学预科,1916年又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但他只在这里读了半年,就因病休学,病愈之后,俞大维又考入了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直接进入三年级学习哲学,1918年毕业后,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仅用三年时间,就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哈佛大学的历史上也还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俞大维的聪慧、刻苦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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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俞大维与表哥陈寅恪一起远赴素有“哲学故乡”美誉的德国,进入柏林大学游学,他在德国涉猎范围非常广泛,哲学、数学、数理逻辑、历史、法理、音乐和弹道学等学科都有涉猎,曾系统地聆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的兴趣爱好由文史逐渐转向理工科,据说还与结识傅斯年有关,俞大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这句话的真伪无法考证,但傅斯年的文史功底深厚却是事实,而俞大维治学兴趣转移也是事实。
俞大维在德国广泛涉猎理科,尤其是对军事装备和弹道学的研究收获颇丰,这为他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德国留学期间,俞大维与一名爱慕他的德国女钢琴教师生下一子,即俞扬和,由于女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二人未能结为连理,俞扬和也就成了私生子,在表哥陈寅恪的斡旋和帮助下,俞大维将儿子俞扬和托付给自己的姑妈俞明诗和表妹陈新午抚养,日久渐生感情,导致陈新午最终也嫁给了自己的表哥俞大维,由于这层特殊的关系,陈新午对丈夫的混血儿子俞扬和视如己出,由于俞大维与陈新午是嫡亲姑表,属于近亲结婚,所生子女都有一些智障。
俞扬和后来长期定居于美国,五十年代末,蒋经国21岁的独生女儿蒋孝章去美国留学,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委托担任台湾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让其儿子俞扬和照顾一下初到美国留学的蒋孝章,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两个年龄相差14岁的人竟暗生情愫,俞扬和是中德混血,而蒋孝章则是中俄混血,也许是相似的人生经历,也可能是二人相近的家庭背景,他们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可把蒋经国气得够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俞大维与蒋经国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最后竟演变成了亲家关系,真是世事难料,人生真如戏剧一般。
1929年6月,俞大维回到阔别十年之久的祖国,而他回国的直接原因,与当时刚刚接替张群出任兵工署长的陈仪有关,陈仪率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考察德国军事和军事工业时,由俞大维陪同考察并担当翻译工作,正是由于俞大维出色的军事素质和专业表现,给陈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力邀其回国任职,当时傅斯年已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俞大维预留了研究员的位置,但俞大维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说:“半生书生,半生戎生。”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为了更好地统筹全国武器装备建设,重整军事工业,改良兵工制造,生产制式武器,于1928年11月11日在南京成立了兵工署,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俞大维是兵工署的第四任署长,而且他在位时间最长,可见他所在的这个岗位,还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能够替代他。1933年1月17日,俞大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少将署长,直至1946年内战爆发时,他才改任交通部部长。
俞大维在兵工署的任期,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就对中国虎视眈眈,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步伐,而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积极备战,以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和铁蹄,就是在这样严峻和紧迫的形势之下,中国的军事国防工业摆在了突出的位置,由于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之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生产能力,所需军事装备几乎全仰赖进口,因此国内所存的军事装备有“万国牌”之称。
俞大维就任兵工署署长之后,积极寻觅和重用留德人员,依托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的一部分师生,到德国重金采购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和特殊钢材,同时对一些制式武器进行研发、定型和生产。我们所熟知的中正式步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中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并大量生产的。
中正式步枪是模仿德国1924年式毛瑟步枪进行生产的,使用7.92毫米尖头型毛瑟步枪弹,是中国近现代第一种制式步枪,于1935年开始批量生产并装备中国军队,成为中国陆军部队使用的标准制式步枪,而俗称“汉阳造”的老式步枪,也逐渐被中正式步枪所取代,中正式步枪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兵器工业发展史上,也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中正式步枪性能优越,坚固耐用,尤其适合中国人体工学,是依据中国国情制造的步兵制式武器,采用7.92*57毫米尖头弹头,射击精度高,有效射程500米—600米,杀伤力极大,弹头打到人体躯干部位,即使不能当场毙命,也能使人身负重伤,彻底丧失战斗力。
而当时日军步兵所装备的是“三八式”和“九九式”步枪,前者使用6.5*50毫米枪弹,后者使用7.7*54毫米枪弹,这两种步枪性能差不多,“九九式”步枪于1939年才开始装备日军部队使用,日式这两种步枪射击精度高,但打到人体之后,容易造成贯通伤,对身体的伤害相比中正式步枪要轻一些,如果对中日双方主战步枪进行比较客观的对比,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实战效果不相上下,只是当时国内有些兵工厂生产的中正式步枪,质量上得不到保证,在中日两军实战中,效果差强人意。
中国是使用捷克ZB26式轻机枪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抗日战争期间普遍装备军队使用,这款轻机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中国军阀的关注和喜爱,从早期的大量采购到后期的大量仿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国民政府兵工署选择将ZB26作为中国军队统一制式轻机枪,就是看中它可靠的性能,该枪的结构简单,拆装方便,故障率低,使用7.
92毫米枪弹,与中正式步枪子弹一致,二者可互通使用,这样大大简化了生产工序,也方便了军需后勤供给。
而日本陆军装备的是俗称“歪把子”的轻机枪,这两款轻机枪性能对比,捷克式轻机枪的性能要比“歪把子”轻机枪的性能,要优越许多,可以说捷克ZB26式轻机枪,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代名枪。
不可否认的是,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因此才有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惨痛的代价,才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由俞大维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兵工署,在全国范围内广揽军工人才,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担当起整个国家的军工生产和军需供给,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历史性贡献,对俞大维这位素有中国“军工之父”美誉的历史人物,国家也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日本投降不久,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与俞大维私交甚好的阿尔伯特-魏德迈,曾私下向俞大维透露和建议,中国政府应派员到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俞大维为此向国民政府呈递了秘密专题报告,这份秘密专题报告,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曼哈顿工程”计划。
1945年11月,时任军政部部长兼后勤部总司令陈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约见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等人,商讨原子弹制造问题,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刻在国内外选拔合适人选,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由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主持策划这项工作,并带领王瑞駪、唐熬庆、孙本旺、李政道、朱光亚等人于1946年先后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
俞大维这一富有远见之举,为新中国在“两弹一星”的设计和制造上,储备了一定数量的骨干技术人才,也使得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一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终于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俞大维随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国防部长,而且任期长达十年之久,俞大维以一介书生出任军人职务,依旧是干得风生水起,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其能力,这完全得益于其本人的政治智慧、学富五车的学问和家学渊源的背景,俞大维一生牢记先人古训:“恪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