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之妻子 汪静之披露:郁达夫妻子王映霞曾为戴笠堕胎?

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请朋友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和浙江《东南日报》代登《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五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7月,王映霞由香港飞往重庆,是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帮忙,王映霞与戴笠是如何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一个秘密

王映霞与戴笠的结识其实源于郁达夫。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

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郁达夫

戴笠与郁达夫虽是同乡兼同学,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与郁达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经说过:“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王映霞自己也说:“(初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

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

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

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王映霞当时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气质风度皆佳,颇为引人注目。

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

'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

”而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郁达夫后来可能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

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