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辉评价黄家驹】黄家驹御用词人刘卓辉资料

一直以来，关于beyond摇不摇滚的争论太多，而我做为一个摇滚音乐爱好者，客观的说beyond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路线，大家看下同时代刘卓辉（填词）的看法吧。不要再争论下去了。怪只能怪：“中国人不懂音乐！”这句话可是家驹说的。谁拍我砖的话别砸到自己的脚上。

刘卓辉是个与Beyond相伴随的名字，《你知道我的迷惘》、《大地》、《长城》、《农民》、《漆黑的空间》、《和自己的心比赛》、《太空》……这些歌词中有恢宏大气，有细腻委婉，有深邃神秘，也有万丈豪情。

伴随着Beyond的音乐，每每让我们听来荡气回肠。刘卓辉，是与Beyond并肩一路走来的，同是"有话要说"的年轻人。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之于Beyond，Beyond之于香港，都是已经发生的、更是未来的传奇，这是20周年纪念演唱会之前的一个采访。

记者：当初是怎么跟Beyond乐队结识的？

刘卓辉：我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做音乐杂志，1983年看了一个乐队比赛，这个比赛的冠军就是Beyond。因为做杂志的关系，约了他们的访问，大家就认识了。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Beyond乐队合作，给他们写歌词的？

刘卓辉：是从1987、88年，他们的第二张大碟《现代舞台》那张专辑开始的，我给他们写了歌曲《现代舞台》。之后总共跟乐队合作写过15首左右的歌吧。他们是1986年开始出唱片的，前一两张我没有参与写。

内地听众看到我为他们写不少的国语歌词，其实是1988年他们凭《大地》红了之后，他们把前两年的作品开始录制国语版本之后的事。后期，黄家驹去世后，乐队其他三位成员单独发展，我也跟他们有合作。

记者：在开始越来越多的合作之后，你没有成为Beyond乐队其中一员的感觉？

刘卓辉：这倒从来没有过。他们乐队所出的广东话专辑我一般只写一首歌曲，他们自己可以写。因为在歌曲改成国语版的时候常会找我写歌词，所以内地听众感觉我写得很多，其实不是。在香港，跟为达明一派写歌的陈少琪、给Raidas写歌的林夕相比，我为Beyond写得还不算多，主要是他们自己会写。

记者：你与黄贯中词曲的合作较多，有什么样的感受？

刘卓辉：与他合作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特别自由，我自由地写我想写的东西，互相接受对方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如果针对一个主流歌手，可能他就不会接受，我要是给这样的歌手写歌当然也更不自我。

记者：在你眼中，Beyond的发展阶段怎么划分？

刘卓辉：我觉得第一阶段是他们从最初的地下乐队到1988年走红之前，这阶段他们出了一张EP和一张大碟；第二阶段是1988年他们凭《大地》走红至92年去日本发展之前，这是他们音乐上鼎盛的时期；在日本的发展时期是他们的第三个阶段，这段时期，乐队考虑到那边的市场因素，音乐美化了一点，尤其是编曲上变得华丽，比如跟日本人合作后乐队加进了键盘，跟当初的4人乐队感觉不一样了，也可以说丰富了一些；第四个阶段是黄家驹去世，乐队从日本回到香港以后。

记者：许多人后来总结说，Beyond乐队在失去黄家驹后应该尽快补上一位主唱歌手，维持住4人结构，可以不至于导致后期的离散局面。

刘卓辉：能补上当然可以考虑了，但是，哪里有第二个黄家驹呢？

记者：三缺一状态的Beyond给人们的感觉还是无尽的遗憾，黄家驹作为主唱在香港人的心目中的地位确也难以替代。

刘卓辉：黄家驹的歌有很强的流行成分，他的歌商业味浓。没有了他的Beyond，流行的歌曲少了，但从音乐上看，剩下的三个人做的音乐是以"乐队声音"为主，以西方的乐队标准来说，他们更像一个"有自己音色的"乐队。其实大部分华人听音乐是"听歌"嘛，他们认为好的歌曲是可以拿到卡拉OK里去唱的，从这角度来看，Beyond后来的音乐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

记者：很多人觉得，在弹丸之地的香港，你写给Beyond的歌曲却展示出了一种博大的东西，显得尤其难得。

刘卓辉：可能我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系吧。我生活中常到内地，接触大陆人比一般香港年轻人多，我也比较关心大陆。这些我都会写进我的歌里去。我是以年轻人的、摇滚的角度和情绪去写，而不是像《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心》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爱国意识而已。记者：Beyond的辉煌阶段跟当时香港的社会状况应该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