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哲学与生活 艾思奇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笔名李崇基,山本森,李东明,SG·崇基,思奇等,蒙古族,1910年2月3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同其他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一样,是一定历史时代的需要的产物,即中国现代革命需要的产物,并且是以中国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国近代的阶级关系,以及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传统为基础的。
艾思奇哲学思想产生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它所产生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但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出现了新特点,提出了新问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已经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而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即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遇到的新问题,这是当时的实践向各国人民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艾思奇哲学思想是在解决这种新的时代课题中产生的。从国内来看,艾思奇哲学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批赞成俄国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涌现。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而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它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要完成这样一个革命任务,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有新的精神武器。但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的70多年的时期中,中国人民始终未能找到民族解放的精神武器。
实践证明,在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不可能提出一种足以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新哲学。
只是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从俄国无产阶级那里学来了人类最先进阶级的新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惟一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指出解放之路的精神武器。
但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并不等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立即掌握了它,中国革命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主要是根据英、法、德、俄诸国的情况分析得来的。
它的基本原理具有全世界都同样适用的普遍性,但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都是以各国的不同情况为转移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同西欧和俄国很不相同的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列宁曾向东方各民族共产党人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
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面临着这种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任务,即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也就是中国特殊的国情结合起来,正确地加以运用。
艾思奇哲学思想正是在探索、解决这种特殊的任务过程中产生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艾思奇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在灾难深重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形势,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战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就是艾思奇哲学思想产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 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字子畅,有浓厚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是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起义的元老之一。
他早年曾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高等学堂,后被保送至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第一期,攻读经济特科,习日文、英文,并钻研中国古代哲学。在北京读书时,他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
毕业后,在缅甸由黄兴和李德贤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滇南沿边士民学堂总办。他利用职务作掩护,响应辛亥革命,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了1911年10月30日由同盟会云南支部领导的推翻清政权,成立云南军政府的起义,即云南重九起义。
后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次长。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他是蔡锷的重要助手,曾任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并与护国军第二军秘书长钟运一道起草过著名的讨袁檄文,深为蔡锷所器重。
后因反对云南新军阀唐继尧,险遭杀害,化装逃往香港,成为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驻港代表。随后,到苏州李根源处。此时与章太炎结交,致力于先秦哲学的研究,著有《天地一庵诗钞》、《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汗漫录》等。
章太炎佩服他有才识,有骨气,曾以唐朝著名诗人高适的诗句:“曾经作色犯大帅,还是昂藏一丈夫”相赠。在艾思奇的青年时代,父亲李曰垓就谆谆教导他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和学习方法。
教他把“业精于勤,荒于嬉,成于思,毁于惰”作为座右铭,常告诫他说:“读书全靠自己勤奋,方有成就,处今之世,非至少懂一门外语,不足以言致学问,今世变已极,方法之弊,流于空虚,做人须有一技之长,要学一种科学,于国于己,都有益处,但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穷事物之至理,应读一些哲学为宜。
”又说:“为文不要陈义太高,造言太辟或用奇词奥意。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要通俗,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懂,要能起到启蒙作用。
”“我们穿衣吃饭,全靠工农,不可轻视他们。”并常向艾思奇讲述中国历代爱国志士的壮举。李曰垓的革命意向,深深地影响了艾思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萌发了对革命的向往。李曰垓还常向艾思奇讲述先秦哲学典籍,使艾思奇自小就萌发了对哲学的兴趣。
可见,艾思奇从小就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和哲学知识的熏陶。 艾思奇的母亲寸宽福,是位勤劳、贤淑的家庭妇女,为人和善、正直。对艾思奇养成谦逊、敦厚、诚实、正直善良的品德,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艾思奇的品德,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评价:“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 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共产党员,1927年是东南大学的学生,主攻西方哲学,校学生会负责人。
他对中外哲学都有研究,有扎实的功底。他知道弟弟李生萱爱好哲学,总是想方设法把一些新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的书寄给他,并教导他:“要学好新哲学,必须学懂西洋名著,才能有功底。”他还常和弟弟无拘无束地谈心,既谈革命理想,又谈中外哲学,对艾思奇的革命志向和研究哲学的兴趣影响很大。
在革命家庭的教育和熏陶下,艾思奇在幼小的心灵里就萌发了反帝反封建迷信的思想。1919年因祖父去世,艾思奇跟父母回故里水碓村居住。
有一天尼姑和斋婆到家里讲佛谈仙,并说:小姑娘不要跟着她哥哥爬屋顶,那会引起火灾的。火神老爷一见姑娘和狗上屋顶就生气,还能不引起火烧房子么?艾思奇听了很不服气,就悄悄抱了只狗爬上屋顶,大声叫: “房子着火了吗?”非常得意。
从屋顶下来后,他又偷吃贡弥勒菩萨的贡品。当母亲责备时,他说:“弥勒佛是瓷做的,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天下间根本没有鬼神!”1924年,艾思奇只身去香港寻找政治流亡中的父亲,入广州岭南大学香港分校读小学高年级,受到良好的英语训练。
有一天,司徒校长来宣讲《圣经》里的箴言课。一开始,他要学生作祈祷,并读两句祷词:“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的人藐视智慧与上帝的教诲。
”艾思奇听后在嘀咕,耶和华与我们有什么相干?4.5亿中国人都藐视你们的上帝,就都成了“愚妄”的人么?对这种专横武断的祷词,艾思奇心里既厌恶又愤慨,他真想和司徒校长辩论一番。当司徒校长讲到“上帝训诲他的子民: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再让他打你的左脸吧……”时,艾思奇再也忍不住了,“噔”地站起身说:“我反对耶和华这样说!
我们不是奴隶,挨了打,就应该勇敢反抗还击,我们不能这样忍受屈辱。我们中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
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些话。”司徒校长立即拍着桌子,指着艾思奇大声训斥:“你这是对上帝和耶稣的冒犯亵渎!你不听主的训示,违背主的旨意,上帝将降罪于你!
我们也要严厉处分你这样的学生!”学校虽因艾思奇在课堂公开驳斥圣渝的事骚动了一阵子,但是学校当局中有些教师反对处分艾思奇,又鉴于李曰垓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驻港代表,司徒校长怕把事情做绝了,反而在学界惹出更大的麻烦,因此决定给李曰垓送去一个通知,希望家长认真教育儿子恭读《圣经》,不要再侮慢圣谕云云,李曰垓找艾思奇来询问事情经过后,严肃的脸上露出笑容,只说了一句:“竖子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