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华中大学 牟宗三:我与熊十力先生

本文是五十年前所写生活忆述中“客观的悲情”章中之一段﹐记自初遇态先生起至抗战期间吾个人之遭遇以及所亲炙于熊先生者。熊先生于民国五十七年初夏逝于沪寓﹐吾讫未能撰文纪念。今将此文发表﹐抒写一真生命之屹立﹐兼表纪念之意。

至于熊先生一生学问之详述﹐则请俟诸异日。此文前尚有两章﹐一曰直觉的解悟﹐一曰架构的思辨﹐曾发表于“自由学人”。此文乃承前而来者﹐人见之或有突兀之感﹐故略赘数语以明缘起。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著者识。

我从美的欣趣、想象式的直觉解悟,转入“为何”、“如何”的架构思辨。这架构的思辨是抽象的,是纯理智的,是与现实无关的。这用存在主义的词语说,是“非存在的”。这样才能接上希腊传统的“学”。但我在“非存在的”领域中,同时也常被打落在“存在的”领域中,正视着“存在的”现实。

在时代的不断的刺激中,我不断的感受,不断的默识。在不断的默识中,我渐渐体会到时代的风气、学术的风气、知识分子的劣性、家国天下的多难、历史文化的绝续。这一切引发了我的“客观的悲情”。由这客观的悲情引我进入“架构的思辨”以外的义理。由于对这义理的渗透,我始能明白这一切之所以如此与所以不如此之“精神上的根据”。

我之接触到这一线,其最初的机缘是在遇见熊先生。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所以我这一章必须从这里说起。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民国廿一年,那时我廿四岁),有一冬天晚上,我到邓高镜先生家里去,他说我给你一部书看。拿出来,乃是《新唯识论》。署款为“黄岗熊十力造”。这署款,在一般说来,是很奇特的,因为普通没有这样。

我当时就很震动。拿回宿舍,我一晚上把它看完了。开头几章,语句是佛经体,又是接触的佛学问题,我不懂。后面渐渐成为魏晋诸子的文章,看起来比较顺过了。我感觉到一股清新俊逸之气,文章义理俱美极了。当然这只是我匆匆读过后的一霎之感,其内容的原委,非我当时所能知。

第二天晚上,我即把这书送还,并问这人是谁。他说我们明天下午即约他在中央公园吃茶,你也可以去,我给你介绍。第二天下午,我准时而到。林宰平先生,汤用彤先生、李证刚先生俱在座。

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象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那时身体不好,常有病。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

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得很。

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权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们在学校中,个个自命不凡,实则憧憧往来,昏沉无觉,实无所知。

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

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邀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有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

我当时好象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此后我常往晤熊先生。他有一次说道,你不要以为自己懂得了,实则差得远。

说到懂,谈何容易。这话也对我是一棒喝。因为在北大的气氛中,学生方面从来没有能听到这种教训的,教授方面也从没有肯说这种话的,也不能说,也不敢说。这也是一个很显明的对照。

我由此得知学问是有其深度的发展的,我有了一个未企及或不能企及须待努力向上企及的前途。我以前没有这感觉,以为都可在我的意识涵盖中,我只是未接触而已,一接触未有不可企及者,我只是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中。

我现在有了一个超越而永待向上企及的前途。这是个深度发展的问题,时时有个超越前景在那里,时时也使我返照到自己的生命现实之限度与层面。故我虽不轻易许可人,然亦知艰难与甘苦。我不许可人,因为我知道一般人的心思停在何层面上。

这是一下子可以对照出来的。一般人只是停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的层面上。他们也知道学问无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们的这个知道只是属于故实的、材料的、经验的、知识的。

这种知道实在不能说“前途”的,所以他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的有所谓只是炫博斗富。他们不承认有德性义理的学问,他们也不知道人格价值是有层级的。他们也知道,但他们所知的,只是某人有多少考据知识,学问有多博,这和某人有钱,某人有权有位,是一样,都是外在的、量的、平面的。

所以他们可以看不起圣人,可以诟诋程朱陆王。这种卑陋无知,庸俗浮薄,实在是一种堕落。这症结,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始终未感觉到有深度发展的问题,他们只是广度的增加或减少。

只有德性义理的学问才有深度的发展。他们不承认这种学问,所以他们没有深度发展的感觉。他们的生命永远是干枯的、僵化的,外在化于材料中而吊在半空里,他们永不会落在“存在的”现实上,所以他们也永不会正视现实,只藏在他那教授的干壳中以自鸣清高。实则是全无器识,全不知学问为何物。

有一次,冯友兰往访熊先生于二道桥。那时冯氏《中国哲学史》已出版。熊先生和他谈这谈那,并随时指点说:“这当然是你所不赞同的。”最后又提到“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

”冯氏木然,不置可否。这表示:你只讲你的,我还是自有一套。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瞶,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然而冯氏,依旧聋依旧瞶。

这表示那些僵化了的教授的心思只停在经验层上、知识层上,只认经验的为真实,只认理智所能推比的为真实。这一层真实形成一个界线,过此以往,便都是假定,便都是虚幻。人们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是无法契悟良知的。

心思在昏沉的习气中,以感觉经验来胶着他的昏沉,以理智推比来固定他的习气。自胡适以来一般名流学者,只停在这层次上。大家亦只处在这层次上,来衡量学问之高低。实则无所谓高低,只有多少。实则亦不只自胡氏以来,自明亡后,满清三百年以来,皆然。

滔滔者天下皆是,人们的心思不复知有“向上一机”。由熊先生的霹雳一声,直复活了中国的学脉。由“良知之为假定”,即可知冯氏的哲学史(其它不必说)全部不相应。他后来坚持他那“不相应”,造撰而为《新理学》,以及又后来之投共而无耻。良知由假定转而为泯灭,于以见他那一切知识学问全成为黏牙嚼舌之工具,毫无灵魂可言。

这些重要的关节,使我常常被拖到“存在的”现实上,亦使我常常正视这“存在的”现实,而体会另一种义理,这便是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这另一种义理就是关于生命的学问。不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上,是不能接触这种学问的。

存在的领域,一是个人的,一是民族的。这都是生命的事。西方的学问以“自然”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从自然到生命,既须内转,又须向上。

因为这样才能由“存在的”现实而契悟关于生命的学问。我之正视生命不是文学家或生命哲学的讴歌赞叹。因为这样只是生命之如其为生命而平置之,这还是“自然的”。其所讴歌赞叹的仍只是自然生命之自己。自然生命之冲动是无可赞叹的。

这生命当然有它一套的东西,须要正视,但不能就这样“如其所如”而积极地肯定之。我之正视生命是由一种“悲情”而引起。国家何以如此?时代精神,学术风气,何以如此?难道说这不是生命的表现?但何以表现成这个样子?于以见生命本身是极没把柄的,无保障,亦无定准。

但它可以作孽,它自作孽,它自受苦,明知受苦而想转,但又转不过来。于以见生命本身有其自身的一套,好象一套机器,不由自主地要滚到底。它有它的限度,也有它的无可奈何处,这是可悲的。

民族生命如此,个人生命亦如此。人类的生命史是可悲的,亦是可喜的。何以会如此?这不能只看生命本身,这须透到那润泽生命的德性,那表现德性或不表现德性的心灵,这里便有学问可讲。

这里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根源。我由世俗的外在涉猎追逐而得解放,是由于熊先生的教训。这里开启了一种慧命。这慧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而中土圣哲,则愿叫做“慧命”。

抗战军兴,这当该是个庄严的神圣战争。就连日本人也认为民国以来无义战,只有这次是“大义所在”,所以中国人都联合起来了。义之所在,无论敌我,都要承认的,只是“各尽其义”而已。可是,如果我们的抗战真是大义所在,生死斗争,则他们的侵略便是不义的了。

他们是以利为义,这在开始就输了一筹。我们真是义之所在。可是黄帝的子孙,中国人哪!究竟对于这“义”这神圣的战争,有多少觉悟呢?何以是义?义的根源在那里呢?何以是神圣?神圣的根源又在那里呢?朝野上下并没有多大的了解,并没有足够的深度的觉悟。

政府在此并没有正视建国的意义,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建国亦并无清楚的意识。大家对于抗战有清楚的观念,因为是打日本。就是这点,还有共党是例外,因为他们的真理标准别有所在,并不认为这是不可摇动的大义所在。

对于抗战有清楚的观念,而对于建国却并没有清楚的意识。建国是严肃而神圣的工作,是民族“尽其性”的工作。一个民族不能作到政体建国,便是未能尽其民族之性。

亦如一个人之未能尽其性,便不可说是一个人格的存在。对于建国无清楚的意识,这表示黄帝的子孙在本源处已经提不住了,全落在物化的机械中了。大家都不痛切觉悟到何以是义,义的根源在那里,何以是神圣,神圣的根源在那里。

所以政府一味泄沓,只是私利的占有。知识分子认为义、神圣,都是虚妄的名词,因为在他们的知识学问中,在他们的考据中,在他们的科学法中,都不见有义的地位,有神圣的地位。抗战只是民族情感而已。

他们跟着政府走,只是顺俗,不好意思不走而已。若按照他们的理智推比,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的。这好象希腊的怀疑论者,当他的老师陷在泥坑里,他却在旁边怀疑着,我究竟救他不救他呢?救他比不救他有多少好处呢?有甚么坚强理由使我非救他不可呢?一疑两疑,其老师死矣。

中国的知识分子亦如此,他们的学问中没何义,没有神圣。因为他们都是理智主义者、科学一层论者。生命、情感、抗战,在他们看来,都是漆黑一团的,没有什么道理的。

如是只是顺俗逃出来,让它去,我还是我的那套意识观念。有义而不能知其为义,有神圣而不能知其为神圣。不知,所以不能肯定,义与神圣都成了空名词。共党提出了唯物论,根本否定了义与神圣。他们是以阶级为标准,他们只是想夺取政权。

他们嚷抗战,不是以其为义之所在,他们是想利用这机会,混水摸鱼。所以毛泽东说:“抗战十年,我们的力量就可以与国民党等。”这是大家在不能正视义与神圣中,在不能正视建国中,一起物化,所必有的结论。毛泽东真有此聪明,他看清了这必有的结论。政府只在私利中防堵,是防不住的。如是,中国死矣。我为此而悲。黄帝子孙何以堕落到这种地步!

抗战初期,生活艰困。我在广西教中学一年。应友人张遵骝之邀,至昆明。无职业。租一小屋居住,生活费全由遵骝担负。遵骝,张文襄公(之洞)之曾孙,广交游,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好善惟恐不及,恶恶则疾首痛心。

民廿六年春,吾在北平主编《再生》杂志,彼藉买杂志之名,亲到社中相访。相见之下,推诚相与,遂有往还。未几,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彼走天津,吾亦旋到。彼言其父已去长沙,彼即将前往。留一地址,嘱有缓急,可相告。

吾旋去南京,不半月,京沪撤退,吾至长沙。常与其父忠荪先生叙谈。彼时北大、清华已迁衡山。遵骝随校从读,来函相邀游南岳。当时局势危殆,有瓦解之势。学校朝不保夕,政府无暇顾及。人情汹汹,学生多有走陕北从共党者。

教授亦多纵容之,无有为立精神之主宰者。惟钱穆先生,因富历史传统意识,慷慨陈辞,多有讲述。吾至南岳,因遵骝之介,多与诸生相晤谈。吾以“向上一机”向有志气有血性之青年言。而教授们则阻挠之,以为吾是为某党作活动。冯友兰则大忌之,彼放出空气,嗾使在校学生不得与某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