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流亡李工真 李工真: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

在纳粹暴政(1933-1945)时代,从整个第三帝国版图中逃亡出50万有犹太血统的难民,面对这场滚滚而来的犹太难民潮,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成为了最大的难民接受国,接受了其中的13万人。值得注意

的是,这13万人中包括了遭到纳粹文化清洗运动驱逐的绝大部分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和文化精英,从而使这场向美国的流亡变成了整体性的文化转移。 这场整体性的文化转移是如何发生的?它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对于这些如此重大问题的研究,当今中国学术界还无人问津。因此,笔者怀着浓厚兴趣,在解

读大量原始档案和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展开了研究,揭示了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由德国向美国转移的历史发展内幕。 在第一节“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及其规模”中,笔者讨论了纳粹德国以《重设公职人员法》的出台以及以“焚书运动”的开展为标志的“文化清洗运动”,并对这场运动给德国科学界造成的损失问题,以及遭到驱逐的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在纳粹统治下艰难的生存状况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纳粹德国的“文化清洗运动”与知识难民流亡潮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第二节“决定科学家流亡方向的基本因素”中,笔者从法国、英国、美国等流亡接受国所能提供的专业岗位的数量,流亡科学家个人在年龄、所掌握的外语语种与水平、所从事专业的国际化能力、流亡前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与交流等方面的具体条件,以及他们对当时整个局势的主观判断和对美国社会的矛盾心理等方面展开研究,指出了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以前为什么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不选择美国,而选择西欧诸国作为他们的流亡首选国的深层次原因。

在第三节、“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中,笔者研究了美国孤立主义的泛滥、经济大危机的影响、高校失业率的上升等因素对美国高校中反犹太主义情绪的影响问题,并指出,尽管美国科学界领导人目光远大,看到了接受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对促进美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重大意义,也组织起一系列的援救组织,但美国高校最初并没有真正张开怀抱,欢迎这些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科学家。

在第四节“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中,笔者对美国最有财力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资助流亡科学家态度上的转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指出这家美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将大量资金投向了那些具有科学研究新方向特点的德国犹太科学家,在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的背景下,这家基金会终于克服了它内部的反犹主义情绪,决定通过资助这些科学家的流亡来实施它“拯救科学、挽救投资”的计划,从而带动了美国其他私人基金会组织,开展了一场抢救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运动。

在第五节“美国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中,笔者对美国科学界领导人以及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的美国私人基金会采取的种种援救措施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在欧洲局势不断恶化、美国社会被迫逐步放弃孤立主义的情况下,这些援救措施是如何消解美国高校中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从而为大规模接受流亡科学家准备条件的。

笔者还给出了美国所接受的来自纳粹德国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文化精英人物的精确数字:共有7622名犹太文化知识精英被美国接受,其中仅科学家就达1090名!

在论文的最后部分,笔者得出如下重要结论:

1933年4月从纳粹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文化清洗运动”导致了成千上万的犹太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这不仅意味着多少世代以来犹太人对中欧文化的适应突然间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而且意味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但是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气氛不仅限制了罗斯福政府在接受犹太难民问题上的行动余地,而且加剧了美国高校中普遍蔓延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

在美国经济仍处于萧条的状况下,这种恐惧症中反映出来的反犹主义情绪,本身阻碍了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显然,一场流亡科学家向大西洋彼岸的整体性转移,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流亡者前往美国的主观愿望,能提供工作岗位的美国大学的欢迎态度,大量资金作为这场转移的有力支持,国际局势的紧迫性所造就的压力等等。

为打破这种流亡与接受之间的僵局,美国知识精英人物组成的“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在“拯救科学”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逐步化解了美国高校中“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从而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和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一种事关生死的威胁力。它不仅迫使美国社会开始逐步放弃孤立主义,也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他们当初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文化素质的向美国流亡的知识难民潮。

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为美国的现代科学和文化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促进。他们在美国的科学领域里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营造出特殊的学术氛围,使美国从此成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最多的国家。正是这些流亡科学家,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所有这些,不仅说明纳粹暴政导致的这场流亡给美国科学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收益,同时也说明它给德国科学造成了多么沉重的损失。

总之,正是希特勒种族政策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正是目光远大的美国知识精英们以及美国私人基金会组织的援救努力,才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洲际大转移。

该文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它以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知识难民的流亡为研究对象,依据珍贵的原始材料和详实考察,在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深入全面地研究了这场流亡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美国社会又是如何接受这股知识难民潮的,以及这些知识难民的洲际移转对美国最终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重大意义。在研究方法上,它将教育史、科技史、文化史、社会史与德国史、美国史以及世界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世界现代史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为人们深入理解二战前后世界历史格局的演变以及二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提供了新的诠释工具。

它鲜明地体现出与国际学术潮流贯通的科学前沿性,同时也在我国学术界具有弥阙补白的重要意义。

该文的实践意义则在处于,它体现出这一鲜明主题:对科学文化的态度,对知识人才的态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进步、落后或反动。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从德国移到美国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科学与文化上的伟大革命,在这个时刻,深入了解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中这一曾发生在欧美之间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当然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

正是由于该文的发表及其在理论上的创新性、研究方法上的革新性、以及实践上的深刻意义,作者不仅受到武汉地区诸高校、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湖北省图书馆“名家讲坛”的邀请,而且受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的邀请,作相关内容的学术报告。

这些报告,或以《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为题,或是以《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为题,受到社会各界和学术界热烈、一致的好评,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