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简介 刘长乐:媒体人要有“视力”更要有“眼力”
新闻从业人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分享和体验,在分享和体验中可以影响社会,改变人生
记者:在您看来,媒体人应当担当怎样的社会责任?
刘长乐:"凤凰人"认为新闻从业人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分享和体验,在分享和体验中可以影响社会,改变人生。比如《走进大中华》有一期节目,杨锦麟访问了一对回族夫妻,他们在深圳经营一个卖饼摊,有一天一回身孩子就不见了。
这个节目播出后,好心人看到了就开始追踪,最后孩子被送回了家。这对夫妇赶紧打电话给凤凰卫视,向我们报喜。这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就是一个积极、善意、建设性的例证,本来是冷峻残酷的现实,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温情。
记者:也看到了"凤凰"的使命感和影响力。媒体人应当崇尚"铁肩担道义",但在今天,也有一些媒体人把新闻事业仅仅看成就业岗位,往往有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刘长乐:我们更愿意"没事找事"。因为我们做节目不仅是想让人知道,更是要不断推进,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比如我这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是志愿军遗骨问题,其实就是从节目中衍生出来的。我们的一位记者到朝鲜、韩国采访,做了一集"青春祭",讲的是我们当年的一些志愿军牺牲后就葬在当年的阵地。
以前朝鲜和韩国还有往来,但上世纪90年代初两国关系破裂后,烈士遗骨就留那头了。在一个墓地里就发现了200多具尸体,他们的墓碑都朝着北方,面向祖国。
我们的记者要去墓地采访,韩国国防部不允许,但记者一直坚持,他们就问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记者说因为我是中国人。韩国方面最后也没批准,记者就找了一位韩国司机,开着出租车带他们到那里拍摄。这个片子在凤凰卫视播出后,反响特别强烈。我们后来为这些烈士遗骨的奔走呼吁,就超出了媒体的作为。
记者:这是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
刘长乐:这种责任感也经常让我感动。前不久,从利比亚撤侨时,我们的一位女记者坚决要求到一线参与报道,她非常勇敢,但我们那时候很担心。后来她在那边被人抓起来还绑了起来,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把她找到,但她没有一点后悔和退却。
我们还有两名记者在泰缅边境采访时,别的国家的记者带着的都是最先进的装备,长枪短炮的,而我们只有一台小摄像机和海事卫星天线。人家问,你们就这么简陋的设备,玩什么啊?我们的记者就说,我们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