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的背景 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再探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于右任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宋教仁遇刺,成为了民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
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
1912—1913年年初,宋教仁与新创立的国民党曾有一段努力,期望在《临时约法》等法律体系的前提之下,将北洋军阀这头实力巨兽捆住。宋与其同仁相信,通过议会——责任内阁制,能够解决国家分裂对抗、排除强人政治;通过政党政治,能够实现政权和平禅递,实现政治的螺旋上升。
但1913年3月20日晚的沉闷枪声,宣告了这些期望终究只是想象,第一共和国对自我的政治期许,破灭了。由此,宋教仁遇刺案也成为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一个关键性转折。刺宋案之后,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与北洋系的合作空间不复存在。国民中的激进派主张“二次革命”,最终国家进入内战状态。
1913年刺杀宋教仁案,被认为是百年悬案。原因在于案情涉及人事关系,相当之复杂,同时案情本身,又显得扑朔迷离,并且,宋案因为牵涉当日政治最高层,使得案件的审理无法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种种缘故,使得宋案最终成了悬案。但也因为这一案件本身极为重要,所以它长久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尽管宋案的解释颇多,国民党一方的看法,应当说至今仍是主流意见。
革命党认为,宋教仁遇刺,乃是受国务总理赵秉钧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指使。其依据,是根据当时在应夔丞(共进会党魁)家查抄出的函电。这些函电,是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往来的信函,甚至在信函中还提到了“极峰”(即袁世凯)。在1913年3月13日一条北京洪述祖发给应夔丞的电文中,洪述祖明确提出了“毁宋酬勋位”的说法。而此后,应夔丞策划了暗杀行动。
一直为国民党宋教仁派喉舌的《民立报》对秘电的解读,就相当具有代表性。《民立报》在对应夔丞与洪述祖往来函电(二月八日电)的解释中,将案件的逻辑说得很清楚:
袁、赵蓄谋倾陷宋先生,无时或忘。至应犯一再迁延,乃知宋先生的名誉无术毁坏,不得不毁坏宋先生之身命。故宋先生之死,袁、赵死之,非洪、应与武死之也。
也就是说,《民立报》认为,应夔丞杀宋教仁,并非意外,而是在长期策划毁坏宋教仁名誉无法得逞之后,出了杀人灭口的下策。
《民立报》的解释,实际上被日后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承袭。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我们看了前面的证据,不惟可以断定赵秉钧是谋杀的嫌疑犯,就是袁世凯也不能不被认为谋杀嫌疑犯之一,参以后来应桂馨与赵秉钧暴死的经过,袁之为谋杀犯,尤很明白。
”陈旭麓、何泽福所著《宋教仁传》,称,“袁世凯在秘密下达暗杀命令的同时,公开致电宋教仁,要他迅速赴京,共商国事”。在汪向阳等著的《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一书中,论者也认为“坚持独裁的袁世凯绝不肯容忍其权利受到威胁”,“就在宋教仁满怀政治抱负地赴京组织国民党内阁时,袁世凯派人于3月20日夜将其刺杀于上海的沪宁车站”。
具有官修史书色彩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二编一卷称“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