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妻子 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集会于北京天安门前,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五四运动”就此爆发。图为油画《五四运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3期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几个字符勾勒出罗家伦的一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
罗家伦女儿罗久芳讲述的父亲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动荡与希望、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年代。
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因国学功底很深,同学们戏称他“孔夫子”。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父亲到北大读书那一年,正好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父亲曾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地方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一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等时常在那里;另一个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
“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一些北大高年级学生一起出版了《新潮》杂志,第1期至第5期的总编辑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意气风发的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对父亲他们给了极大支持。《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个教员——《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新潮》的编辑父亲与傅斯年。但蔡元培坚持不肯,维护了大学不受政治干涉的原则,也因而得到全国学术界的敬仰。
父亲与胡适先生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从北大开始。胡适从美国回北大后,一开始并没有教授哲学,可能先兼了一段父亲所在的外文系的课。1918年,父亲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五四”之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从后来很多人的回忆可以看出,这部戏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冲击非常之大。
1919年春,著名哲学家杜威应邀访华,在北大做一系列演说,胡适为他做口译,而父亲和另一个同学被选去负责笔录。每次演讲完后,胡适先生都会让父亲他们核对演讲大纲,再拿去发表。这种严格的训练,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为了不给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造成压力,他们商定5月7日这天,联合市民游行抗议。可是到了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和康白情等人。
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这一天去天安门集合游行。当晚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父亲的任务包括连夜购买写标语的白布,联络各校学生,起草宣言,向各国驻华使馆交备忘录等。可惜那天拍下的照片不多,只有一张可以确切认出是父亲的面貌,拿着白布旗子走在北大队伍的前列。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1919年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从外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又推举父亲来写。
当时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父亲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特别是最后那几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
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这5位优秀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在当时也较为引人注目,一家报纸将此比作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历届得到穆氏奖学金资助的北大学生,后来在不同的领域都各有建树。
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父亲的奖学金被迫中止。这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
20世纪20年代很多中国留学生赴德深造,一是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空气,二是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当时很多有影响的人都聚在德国,如蔡元培、朱家骅、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徐志摩、金岳霖等,他们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畅所欲言,父亲晚年回忆起来,形容那是他极快乐的一段时光。
蔡元培是父亲最敬爱的长者,1924年,父亲留学期间与蔡元培先生通了好多封信,幸运的是,这些信不但我们家都保留下来,蔡家也保留了不少父亲的信,前些年我们双方交换的信件,共有50多封。蔡先生与父亲,完全是一种师生关系,现在看起来,让人感觉真的很温暖。
蔡元培退休后没有房子住,他70寿辰之前,父亲这些过去的学生和同事念及他无一安身之处,便集资在上海给他建一所住宅。献寿的信由胡适起草,父亲等人修改后,以几百个朋友、学生的名义面呈。蔡元培经过三个多月的考虑,最终接受了众人对他这一番出于敬意的表达。但因“七七事变”的发生,这个心愿也未能实现。1940年,蔡元培先生去世了。
穆氏企业破产后,父亲一度以译稿补贴生活,但仍然陷于拮据。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荐下,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借给父亲1500元,让父亲完成了在英、法最后一年的学习研究。父亲对张元济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回国后多次要还这笔钱均被张先生拒绝,直到有一次以祝寿的名义还了张先生1000元钱,张先生才勉强接受。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科学的雄厚根基。
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父亲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此举在当时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
父亲多年后回忆,他当年聘请教授的原则之一: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夺。当时有件有趣的事,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因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时,曾攻击过新文学运动,也曾和父亲打过笔墨官司。
看到父亲来当了校长,他怕父亲对他有所不利,特地托赵元任先生来打听消息。父亲大笑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也可以请他来教,我绝不是这样褊狭的人。”以后,父亲不但继续聘他,并对他的待遇也格外关照,两人自此倒成了很好的朋友。
父亲本人并不属于任何学派,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1930年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后来还有记者向钱钟书问及此事,他说:“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
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几年前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偶然找出写在荣宝斋仿古信笺上的两封信和10多首旧诗。细读之下,才知道它们的作者,便是钱钟书先生。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父亲的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