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夏衍猪猡 包身工[夏衍所著的报告文学作品]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

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

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

“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

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

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

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娣。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

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

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

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

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娣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

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

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

杏娣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

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

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

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

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

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夏衍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可谓多,质量也并不均衡,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新的记录”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包身工》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比较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它既缩短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距离,又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并不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小说化了,而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着重描写、刻画富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画的,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画摆在主体地位。

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画的范围,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

例如《包身工》,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但由于作者着重刻画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人物,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相当具体、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样,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精于艺术营构,对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绘。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导、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构方式,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收放自如地勾连横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条斑斓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显得玲珑剔透、严谨精美。

在人物刻画和场景的描写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

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逼真。那对粥的描写,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女工们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至于老板娘用锅焦、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

(三)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创造主客观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报告文学,无论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带着自己的观点、感情来写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用以说服、感染读者。

夏衍的报告文学,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包身工》是叙事的,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笔法飞灵,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