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后人 生活中的王实味:为何“大部分人都讨厌他”?

王实味返回上海时,迁居法国公园附近福履理路建业里东街71号,靠译书维持一家生活。

有一次,他领回30银圆稿费,让刘莹去买米、油、盐等,自己去房东处交积欠的租金。回来一看,屋内一个男子拿着箱子正准备往外走,王实味怒目而视,拦住小偷。窃贼扑通跪在地上,哭诉自己实在无法,他是个鞋匠,儿子重病在床,无钱求医,才出此下策。

王实味就拉起窃贼去他家核实。果然,窃贼破烂不堪的家中孩子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妻子在哭泣,很是凄惨。王实味掏出交房租后剩余的10银圆交给窃贼,要他赶紧送孩子去医院。后来,鞋匠带着已病愈的孩子提着礼品来道谢,王实味坚决不收他的礼物。对鞋匠说:"你们的生活比我们苦,留给孩子补补身体吧。"

1934年冬天,王实味和刘莹生了第二个孩子。女孩落地时,家中一贫如洗。幸得朋友陈其昌将衣物送进当铺,得洋20银圆,拿去给他们应急。

有一天,王实味送稿到中华书局,在交稿间隙,他翻看自己上次交来的译稿,不禁火冒三丈。原来,编辑不懂装懂反而弄巧成拙将文章改坏了。王实味当场拿回译稿,撕碎与中华书局的译书合同,拂袖而去。饭碗砸了,王实味又吐血不止,一检查是肺病。刘莹力劝他去杭州养病,她说:"我带孩子回长沙,求父亲帮助,每月给你寄30银圆,你安心养病好了。"夫妇变卖了家当,备齐路费,王实味赴西湖养病,刘莹带着幼儿西行长沙。

延安的供给制生活

1937年10月,王实味只身抵达革命圣地延安,起初分到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几个月后王实味调到设在清凉山的出版局,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王实味扎实的外文功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成立。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进来工作,在中共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津贴是4元5角,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5角,比毛泽东少5角。王实味专事译述,除工资外,尚有稿费收入。

1939年,王实味与薄平同居。不久后,因为性格不合而分居。

当时边区棉布很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成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但是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为王实味瘦削,没有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围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实味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王实味只要了帽子,因为范文澜个子大,他的衣服王实味根本不能穿。

在编译室,只有两个人,王实味没有与之吵过:一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学文,一个就是博学而谦和的洛甫。王实味与何锡麟争吵只因为学经济的何锡麟指出王实味的一处翻译不应用"价钱"而应改用"价格"。何锡麟后来对人说:"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还有小鬼打饭,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边的瘦肉。"

1941年春,王实味写了一篇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的文章,里面有一部分是与陈伯达商榷的文字。陈伯达后来在批判王实味大会上发言说:他在马列学院的时候,和王实味同一个党小组。由于当时翻译有分工也有合作,在分配稿酬时稍有不公,王实味便大吵大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938—1942年,王实味在编译室4年内,共译出200万字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稿。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还有《什么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等,在《列宁选集》18卷中他译出两卷多。

这些书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还曾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印行,在当时产生不小的影响。直到1950年三联重印《价值、价格与利润》一书时,校对王学文还将王实味应得的稿酬交给了当时的马列学院机关党委,三次共交了264万元(合新人民币26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