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峰花鸟画 光明学人:仰望孙其峰
1931年春节前,一个清晨,11岁的孙其峰跟随乡村教师郝果轩赶到村小学,按当地习俗,他们要给远亲近邻写春联。自7岁起,孙其峰就开始习字,在郝果轩的指点下,天天练字,从不间断。那时的中国,能断文识字者不过百分之一,能写春联的,在乡村更是受到尊重。
多年之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孙其峰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十分得意:“当时乡村里写春联的,我年龄最小,可以说‘名满一村’。”
不过,郝果轩,一位颇有眼光的乡村小学老师,对这位小学生有更高的期许。“你不能得意于一村,而应该努力、再努力,要‘名满齐鲁’。”
80多年过去了,从山东招远石对头村走出来的孙其峰,不仅名满齐鲁,名满津门,更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画家、书法家和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家。
资料图片
声名显赫
当今中国书画界,提起孙其峰,无人不知。他的艺品、人品有口皆碑,德艺双馨,是天津,更是中国艺术界、教育界的一座高峰。
孙其峰获有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中国书法兰亭杯终身成就奖、天津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终身成就奖、西泠印社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他集五个终身成就奖于一身,尤其是在书画两界均获得过最高成就奖,乃全国艺术界之唯一。
从记事起,孙其峰就对家中的字画印象深刻,特别是舅父王友石的作品。王友石是陈师曾的得意弟子,在北平艺专当老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书法以章草、绘画以花鸟尤其是梅花名动京师,与齐白石并称“二石”。
孙其峰记得,有一次舅父来家里拉家常,谈论书法、绘画艺术,见幼小的外甥听得认真,就抱着他,手把手教握笔、简单地勾画花鸟鱼虫线条。
后来,孙其峰在给学生谈起自己学画经历时说:“我幼年喜欢画是由舅父引起的。我虽然跟他没有更多的接触,但我的家人,尤其我父母亲常常讲起舅舅画画如何好,在家乡和济南怎么有名,等等,这些话逐渐给我幼小的心灵播撒下爱画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后,孙其峰才知道,舅父王友石不仅是著名画家,还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革命家。抗战期间,王友石在北平的家就是党的地下联络站。
解放战争时,王友石参与组建“人民教育联盟”,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随后,他领导筹建了北京画院。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新学新知开始广泛传播。孙其峰记得,当时的小学有专门书法课,说是书法,其实就是写毛笔字。“开始照着老师写的字描,也临过赵体、颜体。先生每天要求我们练字,他给我们批阅。写得好的字在旁边画一个圈或两个圈,写得不好的画一道竖道子。我在班上是得到圈最多的学生。”
孙其峰晚年画作。资料图片
有一天,孙其峰在郝果轩的课桌上翻到一本《古今名人画稿》,一看就着了迷,他想,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买一本。后来,在一次庙会上,他不仅买到了这本向往已久的《古今名人画稿》,还买到了石印本《芥子园画谱》《醉墨轩画谱》等。那几本画稿画谱,让孙其峰“大开眼界”,“临摹大有长进”。
提起曲折坎坷的艺术学习经历,孙其峰不会忘记自己遇到的几位良师,他后来的艺术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他们的点拨。“我打心底感谢他们的教导。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为师者的责任和榜样,让我在面对自己的学生时,能够以他们为标杆鞭策自己。”
进入招远县中学后,孙其峰遇上了一位真正的书法家,他就是徐人众。
徐人众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是齐白石和李苦禅的弟子,书画双绝,更是饱学之士,有儒雅之风。兴致来了,徐人众会拿出几幅画,给孙其峰等讲解明代文徵明、唐伯虎,清代“四王”。
来找徐人众求字画者众多,他有求必应。孙其峰的亲属和学生都表示,孙其峰书画印三绝,以善待人,有教无类,有求必应,良师谦谦君子之风,传染了几代人。这也许就是徐人众对孙其峰的影响吧。
1944年,在王友石和徐人众的支持和影响下,孙其峰如愿以偿地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在这所当时中国的著名艺术学校,他得到了黄宾虹、李可染等名师的当面教导。“花鸟画受教于汪慎生、王友石;山水画受教于秦仲文、溥松窗;书法受教于黄宾虹、罗复戡;篆刻受教于金禹民、寿石工。
尤其是校长徐悲鸿,不仅指点绘画书法,还指导学习西洋美术知识和理论。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我前所未闻的,他们的一些论点,在我的书画生活中起着终生的作用。”
1952年,孙其峰调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天津美术学院前身),开始了长达60多年书画家和教育家的生涯。他培养的学生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其中,在书画界声名显赫的有天津书画研究会会长白庚延、天津美术馆馆长霍春阳、天津美协主席王书平、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唐云来、中国美协副主席何家英、天津美协副主席孙伯翔、中国美协创作中心主任马新林等。
丹青出新
给学生上课,孙其峰会讲到自己的“三知”座右铭,并刻有一方印:知足,知不足,不知足。边款题曰:吾自奉、自省、自修,每以此八字为座右铭。知足、知不足,古人闲章已有之。以不知足自律者,我其为滥觞者欤?
孙其峰解释,“知足”,是对自己现在的日常生活已经很知足了,“人民给予我的很多,超过我想象的不知多少倍”。“知不足”,是一种自律,审视自己的不足,不管是绘画技法、思想认识,还是待人接物、与人交往,都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仍需改进学习。“不知足”,则是专门针对治学态度,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治学求是则恒不知足,“年已耄耋,每恨腹中空空,所说不知足”。
孙其峰走到哪,都手不离写生本。甚至有时正在吃饭,他灵光一闪,便立即放下碗筷,掏出写生本,勾画草图,身边的小纸片、烟盒纸、报纸工、包装纸,都是他的速写纸。
这个习惯来自当年的北平艺专。那一次,孙其峰见到徐悲鸿,徐悲鸿问他:“带速写本了吗?”孙其峰回答说携带不方便。这位北平艺专校长当即教他如何在衣服上缝制口袋放速写本。
结果,孙其峰给忘记了。月余,他在校园又见到徐悲鸿,徐悲鸿问他:“口袋缝制了,速写本是否好带好用?”孙其峰回忆当时的情景:“那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从那以后,孙其峰就保持了写生本不离身的习惯。
如今,已是期颐之年的孙其峰,住在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仍是“不知足”。他虽然大多数时间躺在病床上,但手里时常拿着书画类杂志、刊物。若有所思时,则伸出手指,在空中勾勾画画。
北平艺专倡导的“艺无止境,学海无涯”,被孙其峰一生奉为圭臬,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和教学生涯中不断实践,终成以小写意花鸟画和隶、行草书法享誉当代中国画坛和书坛的艺术大家。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倪志云曾为孙其峰题诗云——
方今论画手,耆宿数何人。
沽上孙其老,丹青妙出新。
山花纷烂漫,禽鸟倍精神。
笔墨融书法,仍传造化真。
从小学、中学到北平艺专,孙其峰一直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熏陶,特别是在徐悲鸿门下打下了西方美术写生、素描、透视等扎实基础,那段时间的历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开眼界,是艺术的黄金岁月”。
孙其峰的学生马新林评价恩师:“先生能够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植根中国绘画沃土,以过人的胆识,敏锐地寻找到中西方艺术之间的破例点和融合点,既有中国画笔精墨妙的写意追求,也敢于把西画中的透视、写实等手法为我所用。
既不唯西以用,也不食古不化,而是各取所长,巧妙地加以消化运用。既丰富了中国画创作的语言,也以全新的个人面目享誉海内外。他在实现了自身艺术思想与传统文化精神相互对接的同时,也圆满完成了其本身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的升华与飞越。因此,孙其峰先生是在中西美术思想的技法上‘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探索和实践中,逐步走向自己艺术高峰的。”
明代董其昌曾云:“善书者必能善画,善画者必能善书,其实一事耳。”孙其峰是先学字,再学画,然后再由画到字,融会贯通。艺术各个门类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书法、绘画和篆刻。书法可以入画,画也可以入书法,运用得当,二者相得益彰。
“我早期的临帖,专重形似,也不知道还有其他,如神韵、性情等高层次上的东西,后来读了书论,同时实践多了,也体会到书法和绘画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好像一个人在形体之外还有精神一样。此所谓尽神明之运,发造化之秘吧。”
从形似到神似,需要长期的练习,也需要顿悟的智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此,孙其峰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曾这样教育学生:“盖学书须广采博收,融会贯通,而后写出自家面貌,方为上乘。其株守一家,终生步趋人后者,无大出息。”
上中学时,孙其峰曾得到表兄王赓先从北平寄来一本隶书字帖《史晨碑》。这激起了他对隶书的热爱。中年之前,他遍临各种书法名帖,后又专一隶书,“直到现在还意犹未尽”。
孙其峰反复临《张迁碑》《史晨碑》《乙瑛碑》《曹全碑》《石门颂》《鲜于璜》等,把几种隶书体“揉”在一起,采取“过河拆桥、登岸弃舟”之法,意在摄取各碑帖之灵魂,“年近花甲,渐有自己面貌”。古稀之后,他专攻居延、甘谷、敦煌汉简,颇有心得。
传统与创新是艺术创作中的一对矛盾体。离开传统的艺术是无根之木,没有创新的艺术是不流之水。孙其峰评价自己的艺术,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有自己的面貌,缺点是推陈出新还有保守。他认为,自己的花鸟画一是得益于重视古人传统的王雪涛、田世光等的艺术成就;二是受教于主张素描、写生的中西结合的徐悲鸿等的探索。
“继承传统,去粗取精,参酌造化,得意忘形,自成一格,不与人同”,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取长补短,孙其峰最终形成了重写生形似,又重笔情墨趣;既追求现代感,又不失传统风韵的绘画语言。
画家霍春阳回忆:“与恩师学画,起初亦步亦趋,老师画一幅,他也画一幅,师徒二人常于教研室中切磋入夜。学了五六年,老师说,可以,你有一两种东西像我就行了,去探索自己的吧。”
有一次,孙其峰带霍春阳去看望著名画家吴作人,在聊天时,孙其峰风趣地对自己的老师吴作人说,你的学生不如我的学生;又指着霍春阳说,你的老师不如我的老师。
2017年,霍春阳去医院探望老师,孙其峰拿出一张画说:“原先我画中的鸟站着的多,在树上栖息的多,现在改变了,都飞起来了。”霍春阳感慨万千:“老师90多岁高龄,念念不忘地还是‘变’!”
孙其峰的隶书卓然独立,自成一家。他在与学生谈及学书心得时说:“我自己认为,我现在的隶书,是简书与汉碑书的‘杂交品种’,是以汉碑为母本,嫁接简书的。”当今中国画坛,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雪涛的小写意花鸟画达到无出其右的艺术顶峰,那么,之后的五六十年间,孙其峰的小写意花鸟画接力前辈,又达到一个艺术顶峰。
以善待人
孙其峰评价自己:画第一,书第二,印第三。然而,在诸多学生心目中,他的人品第一。
篆刻家邵佩英评价孙其峰:“中国的传统艺术、学术都会负载着极为特别的人文精神。普遍认同的有成就的老艺术家、著名学者不仅是这一行当的领军人物,而且都是品高德劭的可敬之人。在书画界,仅仅靠技法过人、技艺超群还不能被同行所心服口服;需要人品的、修养的铺垫,才可令人折服。
如今,很多学有所成的书法家、国画家,提起孙其峰先生就会肃然起敬,佩服他的艺术造诣和极高人品。有许多和他素不相识的求教者拜访他,他却能不厌其烦地传授技艺。”
邵佩英的老师孙伯翔是孙其峰的早年学生,也是津门美术名家,他曾说:“孙其峰老师首先是一位教育家,然后是画家、书法家。他收学生秉承的原则是‘善门常开,善门难闭’。”
在任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期间,孙其峰慧眼独具,聘请名家李苦禅、李鹤筹、蒋兆和、溥雪斋、溥松窗、叶浅予、吴镜汀、吴光宇、刘君礼、刘凌沧、王颂余等来校任教,就连当年因反对国画去除临摹古画的传统而被徐悲鸿罢免的三个教授李智超、陈缘督、秦仲文,孙其峰也本着“尊重但不盲从”的态度,礼聘来校。
当时,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教学资料不多,名家书画藏品也很少。孙其峰就自己动手写教材,并且动员其他老师多写多画,授课之余,留下绘画和书法作品以给后来的学生示范。
孙其峰还亲自编绘《百鸟画谱》《孔雀花谱》《动物纹样》等画册,画家刘文生回忆:“这些画册一出版,就在全国被抢疯了。”别说当时,就是现在很多人也不知道,当年畅销全国的被罩、床单、枕套等纺织品,上面的花鸟纹样大都出自孙其峰之手。
为了让学生多看、多临习,孙其峰四处奔走寻找书画精品。天津美术学院图书馆由此平添了几件镇馆之宝,其中,日本出版的《南画大成》,稀有而珍贵,一套13本线装书,摞起来有1米多高。而清代袁江的《耕牛图》是孙其峰在路边摊花40元购回的。
特别是关于王雪涛的册页这个故事,说来更是感人。
王雪涛,字迟园,齐白石的得意弟子,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是我国著名花鸟画家,曾任北京画院院长。他画的花鸟鱼虫,刻画细腻,灵动可爱。
20世纪50年代初,王雪涛在荣宝斋工作,当时艺术市场清淡,再好的书画作品也鲜有人问津。王雪涛工资不高,家里人口又多,生活颇为窘迫。北京一个搪瓷厂向日本出口搪瓷杯,因为日方十分喜爱王雪涛的花鸟画,搪瓷厂就找上门来,请他作画。现在说来也惭愧,这样一位大画家业余时间为搪瓷杯画花鸟,画一个杯两角五分钱,一天画4个杯子。
在得知王雪涛的生活近况后,孙其峰想送去一些补助,又怕他难堪。于是,就向学院申请了一笔教学资料费,专程赶到北京荣宝斋,请王雪涛给学院学生画几幅教学示范画稿,每张2元,这在当时算是市场上比较高的画价了。
王雪涛十分高兴,一口气画了30幅。不久,孙其峰又申请到60元,赶去北京,再请王雪涛画了30幅。
这一雪中送炭的义举,在天津美院传为佳话。王雪涛的这批精品花鸟画,也成为天津美院宝贵的艺术财富。
有教无类
孙其峰对学生倾囊相授,无私帮助,在书画界有口皆碑。霍春阳曾感慨:“我认为孙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一个氛围,使大家围绕在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以此为基础,为精髓,建立和发展起一个成熟的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体系。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艺术教育上,在培养人才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也显示出他的无私襟怀。”
孙其峰的三子孙季康评价父亲“永远把教育放在第一位”,“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对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学生、对朋友、对他的事业特别上心。经常有农村来跟父亲学画的学生在家里吃住。朴实宽厚是父亲的做人原则,父亲从来没有说过别人不好,他眼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长处。”
马新林,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中心主任,孙其峰的入室弟子。出乎意料的是,他最初是以一名业余美术爱好者的身份接触到孙其峰的。
1983年春,洛阳牡丹花盛开,孙其峰按惯例去写生,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文化馆借机邀请他开办花鸟画学习班。当时,马新林是解放军外语学院俄语专业的教师,业余时间爱好书法篆刻,平时临摹孙其峰作品。
见有机会当面向孙先生求教,马新林每天不惜骑自行车10余里参加学习班。看了马新林的书法和篆刻作品后,孙其峰鼓励他转向绘画。20多天的学习班结束后,马新林对绘画的兴趣骤增。慢慢地,他在绘画上投入的精力超过了书法。
1989年,马新林考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接受系统教育。硕士毕业后,他从事了一份与书法绘画相关的工作,爱好与工作统一。随后,便再次求教于孙其峰,而这一次行拜师礼,成为孙其峰的入室弟子。
孙其峰记得,在读北平艺专时,有一天,他去请教校长徐悲鸿,徐悲鸿说:“你从我这里拿三刀纸去,把这三刀纸画完,再拿画来见我。”
徐悲鸿对实践的重视,对勤奋的重视,孙其峰铭记在心,此后他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学生——见面必须带书画习作。
孙其峰从不担心学生超越自己,他总是希望学生“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广东美协副主席陈永锵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我和方楚雄到天津,求学于孙其峰老师砚侧,临走时,孙老向我们捧出了许多四尺三裁的画作,他让我们欣赏,并说,这都是我用作品与同学们交换来的,你俩可否也与我交换一张?我不知所措,心想老师啊老师,我怎么配?但恭敬不如从命。
我知道,老师在真诚地鼓励着我俩!”陈永锵回忆到这么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到山东烟台,顺道去看望正在招远休息的孙其峰,先是打了电话,老师高兴地表示欢迎。
“压根没想到,当我们车子终于到了孙老家门前,孙老与他一个儿子正站在门前迎接了!这还不够,他儿子告诉我,孙老师在此已等候多时了!唉,老师啊老师,只有‘立雪师门’,哪有晚辈让老师守候迎接呢?此番礼遇让我对恩师有着终生挥之不去的愧疚!”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王玉山至今仍记得随孙其峰对学生来家拜访提的两点要求,一是不能带东西,二是必须带习作。孙其峰奖励学生方法也很特别:但凡有学生作品入选全国性书画展,他就会送这位学生一幅自己的书法或绘画作品,以兹鼓励。王玉山的一张作品入选2003年首届中国花鸟画艺术大展,孙其峰非常高兴,当即把自己也参展的一张四尺大画题赠给了王玉山。
孙其峰曾以隶书题元好问诗句,这正是他为人为学为艺的真实写照——
百年人物存公论
四海虚名只汗颜
学人小传
孙其峰,原名奇峰,曾用名琪峰,别署双槐楼主,花鸟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1920年生于山东招远,1947年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科,师从于徐悲鸿、黄宾虹、李苦禅、王友石、汪慎生、寿石工、金禹民等,擅山水、花鸟、书法、篆刻,兼通画史、画论,曾任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现为天津美术学院终身教授、西泠印社理事、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委。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文联授予其“当代美术教育家、国画大师”称号。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评为第三届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2010年底,获中国文联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