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简历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1893年10月生于北京,1912年任《民国报》记者时,该报主编孙炳文为他写一把扇面,上题“漱溟”,他从此便以“漱溟”为名。据他在《我的自学小史》中介绍,他出生于“世宦之家”,先祖是元朝宗室,后定居广西桂林,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曾祖做过知县,祖父做过知州,父亲做过四品京堂,他的外祖父也是进士而做官的。
祖母、母亲都善诗文。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他思想的形成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6岁时,梁漱溟在家启蒙读书。由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早年受西学影响,比较开明,不仅支持过曾国藩、李鸿章主持的洋务新政,对戊戌变法也表示赞成。因此,改革科举的诏令颁布后,他让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通常的习惯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
1906年,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学习。在梁漱溟的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张申府(崧年)和汤用彤。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待的时间比较长,直到1911年中学毕业。这5年多的中学生活,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学时代的梁漱溟很关心时局,对政治十分热心。当时,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日益高涨,方兴未艾。受父亲的影响,他开始是支持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曾与赞成反清革命的同学甄元熙围绕民主与立宪问题进行过笔战和面对面的辩论,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
后来由于清预备立宪的破产,他转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成了京津同盟会成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民国报》工作,任外勤记者。
辛亥革命后,梁漱溟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曾一度热衷于社会主义。大约是1912年底或1913年的一天,他偶然从家中旧书堆里找到一本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德幸秋水写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张继译),为其中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言论所吸引,于是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自己誊写油印了数十份,分送朋友阅读。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没有维持多久就消退了。
民初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丑恶现象,使他对现实的政治深感失望,于是从中国问题转向人生问题,并接受了佛教“人生是苦”的说法,由一位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1913年下半年,他辞去了《民国报》记者的职务,回到家中,潜心佛法,过起了隐居生活,企图通过佛家的自我疗法求得精神痛苦的解脱。
1916年,梁漱溟结束了长达近四年的隐居生活,应司法部总长张耀曾的邀请,担任张的机要秘书。这一年,他在《东方杂志》第5-7号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一文。该文的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家)”。
全文一万三千余字,分为“究元第一”(佛学如实论)和“决疑第二”(佛学方便论)两大部分,其实质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是他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提供的一幅医治因精神空虚而深感忧虑、不安和痛苦的药方。
文章发表后,因其立论的方法,广博的知识,对西方思想的广征博引,尤其是对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人生问题的探讨,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当时应教育部长范源濂之邀,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一职的蔡元培,途经上海时看到了此文,读后颇感兴趣。因此,不久当梁漱溟经范源濂的介绍前去拜访时,蔡便当面邀请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成了北大哲学门教师。
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题新旧两派的争论和斗争十分激烈。梁漱溟虽然不属于旧派,但他对新文化派西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也十分不满,同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的影响,认为自己有责任把“未闻大道”、精神痛苦的西方人,“引导”到“孔子一条路上来”。
因此,他第一天到北大上课,就跑到校长室当面问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犹豫了一阵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
梁则表示,他“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他“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
于是,他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和孔子铎旨等课程,并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后出版。尤其是1921年讲演和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新儒学思想形式的标志。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近15万字,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批评当时流行的有关东西文化的各种观点,指出研究此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第三章“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三大人生问题: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
与这三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和特征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第四章,“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较观”,评判和比较了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各自的哲学依据,而“独发挥孔子哲学”,并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它进行了新的诠释;第五章“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在理论上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并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再版五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而获得了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声誉。在北大,犹如胡适,他也成了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使“五四”前后已趋于沉寂的东西文化论战又围绕此书的评价而重新活跃起来,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不赞同梁的某些观点,但他们一致喝彩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算。
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反,新文化派则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和抨击。
尽管当时新文化派内部已发生分化,胡适等人仍坚持其自由主义的立场,而陈独秀、李大钊等已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反击梁漱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算这一点上又有着一致性。他们的代表性论著有胡适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
1924年暑假,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先去山东办学,主持曹州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事务,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后又到广东、河南和山东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活动,曾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和《村治月刊》主编,自1931年起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不久又改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他不仅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设计者、主持人,同时也是当时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对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梁漱溟的设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是乡村建设问题的研究中心、乡建干部的培训中心和吸收青年从事乡建工作的指导中心。与此相适应,研究院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乡村建设研究部,二是乡村服务训练部,三是乡村建设实验区。
开始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是邹平县,后随着研究院的扩大,又将菏泽县划为实验区,1935年实验区又扩大到以济宁为中心的13个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自1931年6月15日正式开始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因山东沦陷而关闭,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培养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改良、发展合作组织、流通农村金融,部分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41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等论著的写作。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是一本论文集,收录的是1929年梁漱溟接任北京《村治》月刊的主编后在此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故又称为《村治论文集》。他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
《乡村建设理论》,系梁漱溟于1931至1936年间在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所作“中国问题之解决方法”,“中国社会建设之途径”系列讲演的结集,前一部分由作者自己定稿,后一部分系学生听讲笔记的删定,故又称“讲演集”。
据梁自称,该书是他“从对中国问题的烦闷而找出来的答案”,书中的观点,萌芽于1922年,大半决定于1926年冬,而成熟于1928年,又经1931-1936年六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才最后定稿出版。
因此该书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他的乡村建设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中国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不存在西方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并一再说明文化失调只能通过乡村建设来解决,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暴力革命;指出乡村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这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的“沟通调和”,其形式是“乡农学校”,它是对传统的“乡约”的改造和补充。
就梁漱溟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而言,如果说“五四”前后是他新儒学思想的形成期,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主要是一种理论的探索的话,那么,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是他新儒学思想的实践期。
无论他办学、讲学,还是从事乡村建设,都是对前一期所形成的新儒学思想的实践运用,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在他的办学、讲学尤其是乡村建设的实验中则被具体化了。
七七事变后,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因山东沦陷而被迫解散。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梁发表《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在大敌当前之际,要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战救亡活动,特别要在乡村中以原有的乡村建设工作为基础,积极做好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密切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与日寇作战。
他本人则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后“国防参议会”为“国民参政会”取代,他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并于1939年初,只身前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谈。
翌年初,又赴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视察抗战情况。 1939年10月,为了形成界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梁和国民参政会的沈钧儒、黄炎培、张澜以及左舜生、李璜、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1年3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被选为同盟中央常委,并受同盟委托,前往香港创办机关报。同年9月18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19日,香港被日军攻占。 香港沦陷后,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撤回到国内。从1942年春起,梁漱溟在广西桂林一边从事抗战救亡运动,一面写作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
至1944年陆续写出六章,约8万字。后因日军侵桂而辍笔。不久,抗战胜利,他作为民盟九代表之一出席了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会后他出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并于此期间受民盟中央委托,亲赴昆明调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刺杀案。
直到1947年,梁才重理旧业,继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写作。1949年6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完稿,同年11月,该书由成都路明书店正式出版。
《中国文化要义》全书约23万字,分为十四章,就该书的主要内容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犹如梁在“自序”中所言,它与此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在思想上”是“一脉衍来,尽管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只是侧重点各有所不同而已”。
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在对东西文化及其关系的认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重在对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及意义探讨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要义》则重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首先,该书在吸取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具有十四大特征。
接着,该书分析了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认为它们是由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形成的是职业分途,它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区别,而没有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划分和矛盾。
正因为中国没有阶级,所以也就不属于一般国家的类型。同时,它只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无“以一新构造代旧构造,以一新秩序代旧秩序”的革命。 “周孔教化”的结果,不仅使中国形成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而且造成“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超越了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出现早熟的跃进。
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人权和自由,原因就在于它理智尚未发达,理性就已开出,从而成了人类文化的早熟品。也因其文化早熟,中国遂无科学,是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并形成了“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暧昧不明爽”等中国文化的“五大病”。
所以,中国的伟大,只是“理性”的伟大,中国的欠缺,不是“理性”的欠缺,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欠缺。
此即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总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漱溟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1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但由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也因此招致了一系列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1953年在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上,他因公开批评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为农民叫苦叫冤,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他和毛泽东面对面的冲突,他要看毛泽东有无容人的“雅量”,公开承认批评自己批评错了,而毛泽东则宣布对他这样的“反动分子”不施“仁政”,不收回对他的批判,最后闹成僵局,他被与会者轰下台来。
从此他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销声匿迹。
1973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又公开反对批孔,并为刘少奇、彭德怀说好话,为此他遭到为时近半年的大小会议批判。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和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先后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在当时都未能发表和出版),其中1975年完稿,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最能体现他新儒学思想的发展,也是他最后的一部代表作。
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他文化思想的揭晓,那么该书则是他文化思想的终结。它作为梁漱溟销声匿迹27年后重新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象征,表现了一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使命感,以及在归宗儒家,融合中西文化,探求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进入80年代,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左”的影响渐被排除,梁漱溟又重新恢复了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的一些著作(包括专著和文集)如《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梁漱溟教育文录》、《我的努力与反省》、《忆往谈旧录》、《朝话》等也先后出版或再版。
他不顾自己已90余岁的高龄,又重返大学讲坛,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几次给学员讲授《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大题目。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郑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