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瓷板画真品图 王琦瓷版画真赝品辨析
王琦(1884-1937),江西新建县人,号碧珍,别号迷道人,绘瓷名家“珠山八友”之一。师从邓碧珊,继邓之后成为瓷上肖像技艺的第二代传人,擅长瓷上人物画,开创在瓷器上以写意手法表现人物风姿的先河。
作品世间防品甚多,作者有幸得以鉴赏真品,辨别赝品,特将分别之法娓娓道来,以读者。 王琦早期以晚清海上画家钱慧安的作品为蓝本。
钱慧安之人物作品擅长民间祈福吉祥故事题材,所作颇为各地年画作坊乐于借用。故王琦的肖像瓷画也因符合时尚而最受人珍爱。后因喜黄慎画风,转师之,最终确定了用西画明暗画人物头像、以写意笔法画衣纹的画风。其所绘人物头部结构准确,表情生动;衣褶则以写意法绘成,用笔潇洒奔放,衣纹顿挫,线条硬折。
早期作品多饰印章很少题字,转学黄慎之后,常用草书长题。 笔者朋友藏有王琦瓷版画一块,瓷板部分宽12.6厘米,高19厘米。
其所描绘的场景为钟馗坐在大石上,蓝袍半缠腰间,俯身在水中濯足的情形,二鬼卒半身隐于水波之下,似侍从主人之情态。瓷板上部右侧,斜绘枝条遒劲、绿色葱茏之树枝。与之对应的左上部,则题写“喜沐恩波 时在己已年(1929年)仲夏月 西昌迷道人王琦写”。
下方用印两方:“西昌王琦”“迷”。 欣赏完朋友的瓷板画不久,偶然在市场中遇见同一题材的赝品。把两块瓷板并放一处,仔细玩味,颇有所感,现将真品赝品对比分析如下: 第一,看瓷板的釉面。
真品该瓷板釉面肥厚、柔润,色泽洁白,如同刚剥壳的荔枝。但釉面有粗细不等的孔隙,绝非极其致密。此应为当时绘瓷名家所用瓷板之共同点,汪野亭粉彩山水瓷板,其釉面也如此。
如同书画家存有大量好宣纸一样,王琦、汪野亭均为当时绘瓷名家,其画瓷所选择的瓷板,自当出自制瓷名家之手。在彩绘瓷器鉴赏中,瓷器的胎釉就如同中国传统绘画的纸绢一样,是鉴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与之对照的仿品,其釉面干涩、粉白,如同涂上劣质石灰的墙面。
第二,看瓷板画构图。优秀的艺术家,构图是其艺术作品的根基。如真品全景图,王琦采用下部为实,上部为虚的构图方式,而图案左侧的钟馗占据整个画面的重心位置,这也恰恰突出此画之关键。
为避免图案上部过于空疏而显得画面呆板,王琦在钟馗的头以及后背上方添绘一枝曲折而富有动感的树枝,枝干逶迤,绿叶婆娑,平添画面空灵之气韵。再辅之以左侧的题款。整个画面布局紧凑,饱满;层次分明,稳重而不失灵秀之气,绘瓷名家之气象毕现!
而在王琦其他瓷板画作品中,如《1927年绘人物》 《1930年绘观棋图》,均采用了类似的构图。 对照赝品全景图,则其用心大谬。首先画面下部的水波与上部天空之间的比例分割失调,观之,形散而气势失。
以王琦于1930年所画的三块瓷板画中水的表现手法进行对比,如《1930年绘曹国舅》 《1930年绘铁拐李》 《1930年绘张果老》,其水波的着墨大多为阔笔、疏笔,间以留白,整个水面微波起伏,空阔浩渺之意顿起。
绝无赝品水面呆滞之感。再看上部左侧树枝和右侧题款,松散至极!与下部构图毫无呼应之姿、相互协调之意。与其说是画,不如说是把两块剪纸左右各一并放而也。
所谓大家,其艺术作品都是意在笔先,未下笔以前,心中早对整体构图成竹在胸,绝不会出现这种结构松散、气势均失的现象。因为不论画、字、词、曲,均为吐露心中之言,发胸中之气而作。无不是情致满怀,笔下笔笔随气韵而走,口中字字句句,言由心生,感人肺腑。
由此推知,假瓷画的各部分均为拼凑而成,是其毫无章法可言,乏动人之气。 第三,钟馗的蓝袍衣褶画法。真品钟馗服饰蓝色和黄色衣褶部分,勾线用笔老辣,顿挫有力。然而绝非铁板一块,而是衣纹虬结生姿,刚中有柔,衣料质感顿出。
衣服蓝色和黄色部分,敷色浓重,均为先以粉彩中的玻璃白打底,然后再各自渲染之以蓝色、黄色色料。这与王琦平日人物敷色注重色彩的冷暖搭配,又不求浓重艳丽的特点似有出入。
这应与“珠山八友”相互之间多有技艺切磋,尝试各自的彩绘技法有关。这块瓷板画的人物,与汪野亭的人物施彩方式更为相似。正如同王琦于辛未年(1931年)秋所绘之《秋山赏月图》,其中山之用笔及设色、覆加“雪白”的技法,已明显是汪氏之特色。
由此可见,“珠山八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应该影响极大。而赝品中,钟馗后背处黄色衣褶突起形成锐角,且上翘,与衣服质感以及坐姿衣纹走向不相符合;其用笔笔法单一,缺乏线条变化,自当是书法功底不到之故;再看蓝色衣服部分,敷色平涂单薄,毫无韵致。
在王琦作品《20年代初绘钟馗》 《1928年绘人物》 《1930年绘蓝采和》 《1930年绘太白醉酒》中,可以看到王琦在人物衣褶上用笔的变化:越到晚期,其用笔越是笔力雄浑,笔势奔放,然而却法度严谨。
其于人物形态与服饰的质料在衣褶上的表现技法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赝品所难以达到的。 第四,树枝的画法。真品的树叶部分先用珠明料点绘出,然后上粉彩颜料大绿。大绿是粉彩色料中的透明色,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