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五十岁 学者黄侃50岁前不著书 忠告学人要做真学问
自古学人开门办学,授徒心得各有千秋。譬如清末民初学者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
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章氏之说,自是对传统学术演进脉络之概况,或尚有一层自鸣得意之情:其高足黄侃在音韵训诂方面,较之乃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真可谓大国手门下出了个顶稀罕的大国手。
黄侃曾先后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执教,堪称名师,同时又是位“特别教授”。黄侃专攻《说文解字》,课堂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们对其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找书翻检对照,居然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啧啧称羡。
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
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5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
黄侃之所以能如此精通《说文解字》,与其读书习惯大有关联。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圈点3遍。《清史稿》全书100册,700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
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他亦凭此方式引导弟子读书。
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24种。后又要求学生在30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
有了这样的功夫,就等于摸清了中国文化的源头,再调头审视唐之后作品,颇有一览众山小、顺流而下的感觉。如此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
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在心。
黄侃在自己所藏书目册上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
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可见黄侃实在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书痴”。
除却读书之规矩,黄侃在治学上还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他更是以身作则,“坐穿冷板凳”,50岁前不著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
反观今人,大都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功名金钱。长此以往,他们常常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来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套用,忽视其所需的必要语境和适用范围,其学说看似天马行空,热闹非凡,实则原地踏步,无甚创获,并未走出前人设下的“五指山”,学术竟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
其实,黄侃所言 30岁前不发文,50岁前不著书,除去忠告学人要潜心读书,做大学问、真学问外,另有一层深意隐含其间。这便是关涉学者如何做学问层面的问题。在黄看来,学人写文章,一方面,要立说,另一方面,或许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藏拙。
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磨练,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坐得下,耐住寂寞,谁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若是轻下结论,暴露自己学问不扎实之事小,而误导后辈学子盲从之事大。
所以学者好似闯荡江湖的剑客,再精妙的剑术也必须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历经百战而不致方寸大乱。因此,学人们如果功利心过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写文章著作里完全体现,甚至奢望超水平发挥,以收到八分、十分以致十二分的效应。
在如此心理驱动下,学人们往往沦为“快手”“高产学者”,一年论文一二十篇,不论质量如何,先以数量胜人。但不容忽视的是,锋芒毕露的同时也时常意味着破绽百出。“欲速则不达”,往往是此类快手、高产学者们最应牢记却最易忽视的金玉良言。“慢工出细活”,或许做学问的真谛不过如此,又唯有如此。
黄侃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但慎于著述。其师章太炎曾告诫他说:“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终不肯轻应师命而为,逊之以“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1935年3月23日,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送他一副寿联:
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50岁就读了许多书,下联典出于“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意思是希望黄写出绝妙的著作。
不料,黄侃接到老师送的联语后,见其中含有“绝”“命”二字,心中不快,以为不祥之兆。同年10 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而死,一肚子学问也带进了棺材。章太炎因联语成谶语,悔痛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