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放狗屁 狂人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
曾看过人家写读书的一篇文章,作者也是一位读了几十年书的读书人,他说他读书是与时俱进,什么书热门就读什么书。当时我心里就忍不住哼了一声:这叫什么读书。我读书是个保守主义者,是个落伍者,凡是热门的,畅销的,红透半边天的,一概不碰,读书我不敢“与时俱进”,只是老老实实向故纸堆里讨生活。
我有个偏见,秦汉文章,唐宋诗词,明清小说,古人的几部书,就够我们看一辈子的了。没话说,我当然是信奉“八部书”主义的,读书就是要奢侈,就是要挑最好的读,一部就是一部。
我也有自己的“八部书”:《诗经》、《论语》、《庄子》、《史记》、《世说新语》、《陶渊明集》、《金批水浒传》、《脂砚斋评石头记》。这“八部书”,有的还记得已读过几遍,有的已读了几十年,读过多少遍都懒得记了,好书不厌百回读,真正不假的。这几部书,我这一辈子怕是放不下的了。
我就想,一个人若认认真真读过了几部真真正正的好书,不一定非要八部,九部十部也行,五部六部也行,真正读懂了、读通了、读化了,那时你一定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再去面对如今泛滥的书海,你大概也就有了如黄侃一般的不屑:八部书外皆狗屁。
都说名师出高徒,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高足弟子黄侃也是国学界第一流人物。
他们初识的场面很有些异样的趣味。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巧就巧在他与章太炎租住同一栋寓所,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某日夜间,黄侃内急,懒得去楼下厕所,捣出家伙就从窗口往外撒尿。章太炎正在书房用功,忽见一条“小白龙”从天而降,满是扑鼻的腥臊味,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无名火,冲上露台,仰头大骂。
黄侃是贵介公子出身,年少气盛,岂是肯当场认错的主?他不甘示弱,也以国骂回敬。章太炎是骂人的祖师爷,本有“疯子”之称,这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八百个回合也难分高下。
别人是不打不相识,他们是不骂不相交,翌日通名报姓,黄侃这才弄清楚状况,昨夜冒犯的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也不含糊,立刻道歉,纳头便拜章太炎为师。
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和“五大天王”的名目:“四大金刚”系指黄侃、钱玄同、汪东和吴承仕,“五大天王”系指前四人加上朱希祖。此外,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有“北李南黄”之说,北李指山西人李亮工,南黄指湖北人黄侃。章太炎在自述中则认定“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仅列举三人。无论以上哪种说法,黄侃的名字都高居第一,称他为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应不为错。
黄侃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读书多神悟,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尤善音韵训诂,诗词文章均为一时之选。在治学方面,他主张“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
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多达数千卷,全都一丝不苟。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远绍汉唐,近承乾嘉,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古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
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黄侃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此外,章太炎先生曾经将黄侃和李详并举,认为两人均为最杰出的《文选》学家。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开创了研究古典文论的风气。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黄侃生前曾对弟子刘博平说,他的诗文造诣只算“地八”(骨牌中第二大的牌),“天九”(骨牌中最大的牌)已被古人取去了。若论学问,他是决不会这么自谦的。
黄侃满肚子学识,却慎于下笔,述而不作,这可急坏了他的恩师。章太炎曾批评道:“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当即答应恩师:“年五十当著纸笔矣。”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上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下联是“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下联均用典故。“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读《易》,穷研义理,致使串结竹简的牛皮筋多次磨断,以此形容黄侃五十年来读书异常勤奋,颇为贴切;“黄绢初裁”源出曹娥碑后打哑谜似的评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帐下头号智者杨修的破解是:“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
所谓‘绝妙好辞’也。”章太炎运用曹娥碑的典故,希望黄侃兑现承诺,五十岁后潜心著述,写出“绝妙好辞”。谁知此联暗藏玄机,其中嵌有“绝”、“命”、“黄”三字。据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所述,黄侃向来迷信谶语,接到这副寿联后,脸上骤然变色,内心“殊不怿”。果然是一联成谶,当年9月12日,黄侃因醉酒吐血,与世长辞。一代鸿儒,勉强仅得中寿,这无疑是学术界的极大损失。
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黄侃的父亲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句“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黄云鹄为官清廉,却是个好书好诗的痴子。
他曾游四川雅安金凤寺,与寺中一位能诗的和尚酬唱甚欢,竟流连多日,耽误了正经差事。上司不以为然,动手参了他一本,执笔的幕僚颇为草率,也不讲明前因后果,即将这件事归纳为“流连金凤”四个字。朝廷见到奏折,不知“金凤”是寺名,误认为是妓女名。清朝悬有厉禁,官吏不许狎妓,黄云鹄差一点因此遭到严谴。黄侃十三岁失怙,但父亲身上的那份“痴”,他不仅继承了,而且还将它发扬为“癫”,光大为“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必武、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他们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黄侃为寻出路,即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前往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接谈之后,张之洞赏识黄侃的才学,念及与故友黄云鹄的交谊,便顺水推舟,用官费资助这位小青年留学日本。
1906年,黄侃在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他在《哀贫民》一文中,描述了家乡农民受尽盘剥压榨,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穷苦大众寄予深深的同情。
他大胆地提出,必须革命,才能解除贫富不均的症结。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等病状,揭露他们佯为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认为政治上的腐败势必导致国民道德的整体堕落。
1910年,黄侃回国,前往鄂皖边区,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他发动会员,演讲民族大义,听众多达千余人。他还走遍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穷乡僻壤,将革命道理直输给民众,显露出非凡的领袖气质,被人尊称为“黄十公子”。
1911年7月,黄侃针对当时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奋笔疾书,为《大江报》撰写了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署名“奇谈”。此文见报后,一纸风行,清廷震惧,《大江报》被查封,社长詹大悲及主笔何海鸣被捕入狱。而詹大悲是条汉子,他将罪名全部扛下,黄侃得以脱险。
清朝灭亡后,黄侃一度为直隶都督赵秉钧所强邀,出任秘书长。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遂以“研究学问”为名,入侍恩师。其时,“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刘师培在北京召聚学术界名流,挟迫众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才讲到一半,黄侃即瞋目而起,严词峻拒,说:“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当即拂袖而退,到会的饱学之士也随之散尽。
黄侃素性狂傲,敝屣尊荣,从不趋炎附势。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困苦万端,无人顾惜,惟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居正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一朝显达,黄侃便不再出入居正之门。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量守庐诘问黄侃,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回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其“癖”与“疵”也就非比寻常。关于他的传闻极多,以致于真假莫辨。他年轻时,拜访过张之洞和王闿运。
王闿运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可喜的是,王闿运崇尚魏晋风度,对这句刺耳的话并未计较。
当年,北大的第一怪物是辜鸿铭,第二怪物就是黄侃。黄侃在北大教书,课堂之上,当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最绝的是,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就是说他们切磋学问一言不合,差点就打得头破血流。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惟有一人,他以礼相待,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
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因为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
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
”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黄侃乃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且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这说明,在学问上,他的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
后来,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1927年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绰号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真够牛气的。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黄侃自号“量守居士”,书斋名为“量守庐”,典出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力守故辙也就是量力守法度。黄侃性格怪异,为人不拘细行琐德,治学却恪依师法,不敢失尺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瞪目而视,不与对方交谈。
黄侃读书尤其精心,有始有终,见人读书半途而废,便会露出不悦之色,责备对方“杀书头”。最绝的是,临终之际,《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读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有两处提及黄侃,说是:“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黄侃的私生活最受人诟病和攻讦,尤其是好色一端。其原配夫人王氏病殁后,黄绍兰女士继配,二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缡,却原来是一场婚姻骗局,终于反目成仇。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
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终于对黄菊英痛下辣手。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给黄菊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反复默诵这阕词,泪眼朦胧,大受感动。她认定嫁为名士妻、修到才子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脱离家庭,与黄侃结为夫妻。
痴情人多半也是孝子。黄侃对白发老母极为孝顺,每次母亲从北京回老家蕲春,或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一路陪同。好笑的是,老母亲能舍得下儿子,却离不开一具寿材,黄侃居然也依从她老人家的心意,不厌其烦,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
这真是旷世奇闻!试问,何处买不到一口像样的寿材?只是黄母的寿材别具一格,上面有黄侃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铭文,自然是人间绝品,无可替代。黄母去世后,黄侃遵依古礼,服孝三年,还请苏曼殊为自己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黄侃自己写记,请章太炎写跋,这幅画即成为他的随身宝物,至死不离左右。
章太炎喜欢骂人,黄侃也喜欢骂人:章太炎专骂大官僚大军阀大党棍,黄侃则多半骂同行学者,连同门师兄弟钱玄同和吴承仕也不放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黄侃竟然与拉黄包车的车夫对骂,也不觉得自降身份,只要纾心头之忿,得到骂人的趣味即可。还有一宗,章太炎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黄侃也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某次,黄侃与胡适同赴宴会,胡适偶尔谈及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一路往下讲,有很高的兴致。孰料黄侃听得不耐烦,即席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闻此喝斥,满脸赧色杂着怒色。停顿少顷,黄侃又补骂一句:“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
”胡适大怒,眼看就要动武了。黄侃见状,仰天打出一串哈哈,便说:“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此言既出,举座哗然,胡适的怒气也就无从发作。
黄侃崇尚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他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只举一例:“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胡适著书,有始无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其意,问他何出此言?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听明白他是讽刺胡适的著作没有下部,遂传为笑谈。
黄侃的脾气古怪到什么程度,有一事可以说明。他借住过师弟吴承仕的房子。在此期间,他贫病交加,儿子又早殇,感到晦气缠身,便左思右想,认定居处不祥。既然信风水,搬走就得了,可他偏偏要留下纪念,用毛笔蘸浓墨在房梁上挥写“天下第一凶宅”,又在墙壁上画满带“鬼”字旁(诸如“魑魅魍魉魃魈”之类)的大字,弄得阴森森满室鬼气,才掷笔而去。
陈独秀曾被黄侃当面或背后恶声恶气地痛骂过多次,但这位火爆脾性的青年领袖居然雍容相加。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其服膺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大学生每届毕业,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写真、履历汇为一集。
印刷费用不低,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惟独黄侃对这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钱,待到学谱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忿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鸿铭则与黄侃的做法不同,学生找他索要照片,刊于同学录,他同样感到生气,说:“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他这句话足可令阮囊羞涩的学生退避三舍。
2001年8月,经两代学人整理的《黄侃日记》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问世。这无疑是黄侃二十二年(1913年6月20日-1935年10月7日)私生活的部分真实记录。有趣的是,关于黄侃的许多传闻都在这部八十多万字的《日记》中得到了证实。
比如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中写道:“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更是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一般人可能不会相信这话,但从《日记》看来,怕雷、怕兵、怕狗之说乃是千真万确的。
黄侃还交代了他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论衡·雷虚》和文学书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读黄侃的《日记》,我们会发现黄侃的嗜好颇多,他的英年早逝与此大有关系。总结起来,除读书买书外,他还有七大嗜好。
黄侃的第一大爱好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颇遭物议。据说,他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
他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
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
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的第二大爱好是佳肴。黄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个实打实的美食家。川菜、粤菜、闽菜、苏菜、苏州船菜、回回菜、湘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他都要一饱口福。1915年,他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
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章太炎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
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黄侃是大教授,月薪很高,频繁出入茶楼酒肆,不算什么难题,居家他也自奉颇丰,“每食,有不适口,辄命更作,或一食至三四更作,或改作之后,仅食三数口而已。
于是事其事者甚劳,而夫人苦矣”。毫不夸张地说,北京、上海、南京、太原、苏州、武昌、成都等地的著名酒楼,他都上过,多半是教育界朋友的雅聚,喝醉的次数还真不少。黄侃对待美食亦如对待美人,说不出一个冷冰冰拒之千里的“不”字,饮食无度的结果与纵欲无度也差不多,美色是伐性之斧,美食则是腐肠之药,过度则会伤身。
黄侃的第三大爱好是饮酒。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他爱喝;糟醴、麦酒、啤酒,他也能将就。喝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
稀奇的倒是,黄侃居然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醉猫劝醉猫,少喝三两杯,此事真令人绝倒。因为杯中之物,黄侃与三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
黄侃在别的嗜好方面常生悔意,惟独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情分因此坠落谷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名士习气,黄侃多有沾染。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这项嗜好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黄侃的第四大爱好是喝浓茶。王森然先生在《黄侃先生评传》中作过描述:“其茶极浓,几黑如漆,工作之先,狂饮之,未几又饮之,屡屡饮之,而精气激发,终日不匮矣。”功夫茶也算不了什么,他好饮苦茶,简直就是把苦茶当成了兴奋剂,害处不言自明。
黄侃的第五大爱好是下围棋。黄侃对黑白世界颇为痴迷,在《日记》中多处写下“手谈至夜”,“手谈殊乐”。尤其是在1922年4月8日至5月4日所写的《六祝斋日记》中,不足一月时间,有关下围棋的记录即有十三处之多。下围棋须耗费大量心力,黄侃不肯轻易罢手,经常自晡达晓,通宵彻夜地干。以他的体质,从事此项游戏,除了透支精气神,别无他法。
黄侃的第六大爱好是打麻将。黄侃从不讳言自己既有赌性又有赌运。在1922年1月15日的日记中,黄侃写了一句“日事蒱博而废诵读”。他在打麻将方面颇为自得、颇为自负。其实,牌技也就一般。客观地说,他的赌兴够豪,可以与梁任公(启超)一争高下。
黄侃的第七大爱好是逛风景。黄侃在北京的时候,教学研究之余,最爱与学生一起游山玩水。经常陪同他出游的是孙世扬(字鹰若)、曾缄(字慎言)两位,因此有人戏称孙、曾二人为“黄门侍郎”。孙世扬在《黄先生蓟游遗稿序》中写道:“丁巳(一九一七)戊午(一九一八)间,扬与曾慎言同侍黄先生于北都。
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圻,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庄子·大宗师》尝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沉溺于嗜欲之中的人天赋的灵性有限。这倒未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中嗜赌、好色、贪杯的不算少,他们的灵性却大大超过常人。规律只在于,嗜欲深者必多病,嗜欲深者必短命。
黄侃多病而又短命,就全是嗜欲太深惹的祸。其实,他有自知之明,《日记》中即不乏自责之词。他曾发誓要戒烟、戒蟹、戒酒,谢绝宴请,摒弃无益之嗜好,但都是说过就忘,不曾落实。性格的弱点难以克服,拔着自己的头发毕竟无法离开地球。
黄侃填写过一阙《西江月》,有全面自诫的意思:“行旅常嫌争席,登临未可题诗。欢场无奈鬓如丝,博局枉耽心事。似此嬉游何益?早宜闭户修持。乱书堆急酒盈卮,醉后空劳客至。”自诫归自诫,嗜欲总能占到上风,黄侃别无自救的良法,就只好多病而且短命了。
新文化运动旗帜初张时期,北大的章门弟子做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专指他打倒孔家店,甚得要领。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
这只是个约数,大体上是不错的。除此之外,黄侃还特别喜欢《文心雕龙》、《新唐书》等名著。他以博学著称,治学从不画地为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理解,黄侃只重学问和文艺,至于个人私德则悍然不顾,那么这句诗就算是形容得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