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误国 名流误国: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斗争

明清两代,乡试、会试,实行分房阅卷,每一房分配一位考官,名曰同考官,他们的工作,有如比赛的初选,披沙拣金,把本房的优秀试卷挑出来,加以批语,推荐给主考官,由其复选。如果考生最终金榜题名,对同考官,须称"房师",对主考官,须称"座师",这二者所对应的师门,往往构成了一位官员的政治派系。

道光二十七年(1847),25岁的李鸿章中进士,他的房师叫孙锵鸣(孙锵鸣这一房出了两位大人物,除了李鸿章,还有沈葆桢,是以有"朝中宰相两门生"之誉);孙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进士,他的座师叫翁心存。

由此而论,对于翁心存,李鸿章该叫一声"太老师",在翁心存的小儿子翁同龢面前,他也当执子侄礼,尽管他比翁同龢大七岁。

李鸿章对翁心存,可谓心悦诚服。王闿运《论道咸以来事》云:"李少荃平生服事翁二铭,于曾蔑如也。"二铭是翁心存的字,曾即曾国藩,蔑如,译作大白话,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王闿运当面嘲笑李鸿章:"君推崇翁二铭过曾涤生,颠到是非,故其子以此报。"李鸿章笑而不答,他的笑,大抵是苦笑。王闿运这两句话,不仅指向李与翁氏父子的两代恩怨,还关乎国事与国运,姑且一一道来。

今人谈李鸿章与翁同龢之争,往往从翁同书说起。翁心存膝下三子,翁同书系长子,咸丰八年(1858),官至安徽巡抚。在任两年半,先丢定远,再丢寿州,遭到其顶头上司两江总督曾国藩弹劾。那份杀机四伏的《参翁同书片》,相传出自李鸿章之手。

结尾云"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句话十分要命,把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皇帝师傅的翁心存拉出来,则令当国者不敢袒护,遂判翁同书死刑。当时翁心存年过七十,卧病在床,听闻噩耗,急火攻心,病情加剧,于年底去世。

此间,翁同书被暂释,为父亲送终、服孝,翌年改判,流放新疆。这相当于用老子一条命换回儿子一条命。更不幸的是,同治四年(1865),翁同书死于甘肃军营,享年55岁,算起来,他只多活了四年。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翁同龢不敢恨曾国藩(同治七年,翁同龢在北京见到曾国藩,"无一语及前事",虽然想到了死去的父亲和哥哥,却提醒自己"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则迁怒于李鸿章,此后处处排挤,时时刁难,至甲午一役而酿成巨祸,大清国运由此急转直下,无力回天。

这是最流行的说法,翁同龢因而被塑造为背公向私、以私废公的典型。不过,据谭伯牛兄考证,李鸿章代笔事件,并无确证,更像是基于后见之明的想象,他读翁同龢日记,发现翁氏所怀疑的代笔者,不是李鸿章,而是李的老师、庐州三怪之一徐子苓。

《参翁同书片》之起草,应在咸丰十一年(1861)冬,其时徐子苓、李鸿章俱在曾国藩幕府,然而江南战事危在旦夕,李鸿章正奉曾国藩之命全力筹建淮军,出兵救援,只怕无暇分心。翁同龢一生唯谨慎,日记惜墨如金,既然给徐子苓挂了号,"弹章疑出其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必有可信的消息源。

我愿为伯牛兄的结论补充一点证据,此即王闿运《论道咸以来事》所云李鸿章与翁心存的亲密关系。须知李鸿章为人,最重情义,成为大佬之后,则以护犊子著称,有时竟不惜徇私。他如此服膺翁心存,倘若曾国藩令他起草奏折,参劾翁同书,下笔之际,断然不该踩一脚,只会拉一把。拿"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来说事,暗中绑架翁心存,绝非他的风格。

翁同龢书法

如果能够明确,李鸿章不是《参翁同书片》的代笔者,只是背锅者,那么翁同龢与他的斗争,则无私怨的成分,纯粹出于政见与派系之争。

翁同龢属于什么党?一是帝党,二是清流--他是后清流的领袖。李鸿章属于什么党?一是后党,二是浊流,恰与翁同龢相对。若谓帝党与后党之说源自后世的建构,单说清流与浊流。按吴汝纶定义:"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

"其实清流党人,并非尽数反对洋务,如张之洞,从中央下派地方之后,反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大将,不过翁同龢不在此列,他的头脑,偏向保守,对于洋务相当迂阔。办洋务的官员,被视为浊流,则属事实,浊流之中坚,便是李鸿章。所以说,哪怕基于清流与浊流之争,翁同龢与李鸿章,必定势同水火。

除了政见与派系之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翁同龢这个人,一来好名,二来好权,可惜格局太小,这两点,皆成致命缺陷。金梁《四朝轶闻》说翁同龢喜欢招揽名士,前提是这些人必须与他立场一致,愿意为他所用,结果,"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无法达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于好权,"光绪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和,翁辄拂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

"他与当朝大佬,大都不和,被他排挤的人,包括李鸿藻、张之洞、荣禄、刚毅、徐桐等,当然少不了李鸿章。

翁同龢怎么排挤李鸿章呢?最显著的表现,无疑是甲午战争,硬逼李鸿章出战。从表面上看,这是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端,不过这背后,翁同龢正有其小九九。王伯恭是翁同龢的门生,李鸿章的部属,与两派都有关系。据其所著《蜷庐随笔》,他曾试图调和翁李之争,特地从天津赶往北京,拜谒翁同龢,力谏主战之非,翁同龢不以为然,笑话他书生胆小,他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

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翁同龢答:"合肥(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他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翁同龢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良楛,即精良与粗劣。翁同龢的意思是,借此机会,看看李鸿章到底行不行,不行的话,正好整他一把。

开战之后,中国屡败。翁同龢奉旨到天津见李鸿章,时为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初二日。据其日记,先慰勉,后严责,李鸿章惶恐不已,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奉天兵实不足恃,我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

"另据胡思敬《国闻备乘》,二人之间,还有一段激烈争执。翁同龢问及战事,李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语",反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答:"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为之语塞,回京以后,再也不敢言战。

这里有一句话,即李鸿藻所言"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常遭引用,被视为翁同龢打击报复的证据。不过我们既然已经推论,翁李之间并无私怨,那么翁同龢限制北洋军费,说到底还是公事,"计臣以撙节为尽职",可谓大实话,撙节者,节约也,理财之要旨,无非开源节流,翁同龢之于理财,本是外行,无力开源,只能节流,勤俭持政,正符合他的性格。

这么说并非为翁同龢辩解。他刁难、排挤李鸿章,见于史册,无可置辩。区别在于,这到底出于私怨,还是公论,相形之下,前者是一个官员的德行问题,后者则可归之于国运,前者可恶,后者可怕。可怕的是,国家危急存亡,迫在眉睫,执掌朝政的重臣却是这么一位爱惜羽毛、纸上谈兵、意气用事、鼠目寸光之徒,诚可谓"名流误国"(胡思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