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为什么那么红 任剑涛:桑德尔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红
前不久,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又到中国来了。与以往到中国特定的超大城市传道不同,这次他是来中国巡回演讲的,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路劳顿,讲演、对话,乐此不疲。中国媒体对他的到来表现出了罕见的兴奋,大江南北报刊登载的报道、评论和访谈录,很好地显示出桑德尔中国之行引发的媒体共鸣和社会反响。
双重身份的桑德尔
桑德尔生于1953年,他首先是专业学者,其次才是公共话题言说者。他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在这个领域,他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年轻时,他就以《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2年英文初版)一书扬名政治哲学界。该书对当红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进行了严厉批评。
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民主及其不足:美国在寻找一种公共哲学》(1996年),进一步对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国家观进行批判。稍后,他出版了一本专业文集《公共哲学》(2005年),将自己论述自由主义缺陷和申述共和主义观点的公共哲学论文搜集在一起,呈现给读者。
但桑德尔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并不是靠其专业哲学成就,而是靠公共言论和公开演讲。在专业著述之外,桑德尔讨论基因技术的通俗著作《反对完美: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2007年)、哈佛公正课演讲录《公正:该如何做是好?》(2010年),以及《金钱不能买什么:市场的道德局限》(2012年),让他成为全球知名度极高的政治哲学家。
他到中国做巡回演讲的缘由,显然也不是因为他的专业著作引发了中国公众的高度关注。实际上,他的专业著作在中国的读者算不上多,在严肃专家那里引起的共鸣并不是很强。起码来讲,他的专业影响度,既无法跟他的论敌约翰·罗尔斯媲美,也无法跟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期的老师查尔斯·泰勒相提并论。但他的公众知名度,已经远在二人之上了。
桑德尔三本颇有知名度的著作,都涉及公众热议的话题。他反对技术至上的著作《反对完美》,促使人们对一个技术主宰的时代沉潜反省,具有一种由话题而不是由阐释所注定的极高关注度。而在一个市场经济所向披靡的时代,他反对金钱购买一切,则激发了公众对金钱的反思,引起捍卫市场经济人士的反感,结果可想而知。桑德尔自己的讨论是不是能够成立先自不说,公众的关注热情已被他成功煽动起来。
不过在进入小康阶段的中国人那里,谈论金钱所能,还是比谈论金钱所不能的热度要高一些。至于基因技术,对于中国人来讲,似乎离得更远。在一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氛围中,桑德尔来申述基因技术的权利与限度,似乎有点超过中国人的伦理想象力了。这从报纸报道的、国人对桑德尔相关主张的反驳,可见一斑。
比较起来,桑德尔的普及型著作还是《公正》更值得注意。原因很简单,这本书是近几十年来让高深莫测的伦理学进入公众视野最成功的普及型读物:不说他引发了西方社会对一系列重大伦理问题的关注,至少从该书在中国引发的反响来看,它引起了公众抒发其关于公正的郁闷心、渴望性和切肤感的高亢热情,以至于人们甚至对桑德尔有一种强烈捍卫的情绪。
桑德尔的致思特点
这就不能不促使一直高度关注桑德尔的我,对桑德尔其人、其书、其事、其想做一梳理。话题当然围绕《公正》而展开。
中国人阅读一部学术著作的习惯性进路,是先行观察作者。所谓“知人论世”是也。因此,有必要先对作者迈克尔·桑德尔这个人做简单描述。
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哈佛的政治学基础研究主要是在政府系。桑德尔本人的理论主张比较复杂。因为他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主张,是以反驳自由主义的立论为基本取向的,这就构成了他理论的两个基本指向:反驳,以及反驳基础上的立论。
我1998-1999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听过他的一门课,是由包括他在内的三个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同时开课,也是无比热闹,学生满堂坐,跟他在中国讲课时的热闹劲儿差不多,尽管学生并不一定都能听懂。桑德尔关于公正和幸福的课也差不多是这样。
我当时去听他这门课也是凑热闹,因三位讲者都是哈佛著名教授。那时约翰·罗尔斯(2002年去世)摔了一跤,躺在床上休养。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罗伯特·诺齐克(2002年去世)身患癌症,精力受到很大影响。这就腾出了哈佛大学的学术演出舞台。开设这门课的是哪三位教授呢?一是研究昆虫学、人性论的现代人文主义者爱德华·威尔逊,另一位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的及门弟子哈维·曼斯菲尔德,然后就是迈克尔·桑德尔。
曼斯菲尔德一开讲就惯常性地抨击自由主义,而每当曼斯菲尔德批评自由主义较为厉害的时候,桑德尔就出来为自由主义进行辩护。当时我听哈佛留学生的介绍,还觉得挺奇怪。我说你桑德尔不趁机痛打落水狗,对自由主义下下狠手?因为敌我之分是很简单明了的,凡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很奇怪,竟然为自由主义说话。由此可以说,桑德尔与极端右派的列奥·斯特劳斯学派相比,跟自由主义的亲和感还是要强一些的。
那时桑德尔比较有名的书是《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民主及其不足》。这两本书都是他批评罗尔斯式自由主义的作品。桑德尔以批评自由主义为资借,对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他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原子式个人的观念。我认为这种批评对自由主义来说,有点无的放矢。因为除开极少数自由主义者发表过本体个人主义也即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的主张外,在当代,几乎没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说个人是原子式的存在。
恰恰相反,自由主义者申述的主要是认识论或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立场。在这一立场上,由个人建构起来的社会,从社会到政府,内含着的是个人的社会连接和政治连接。但桑德尔认为自由主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桑德尔特别注重批判自由主义在国家基本制度安排上的程序主义。他说自由主义的国家就是程序主义的国家。这当然也有误解的成分。第三,他认为自由主义不重视实践性的社群或共同体道德,而这恰恰是个体道德的先在性基础。这其实是他陷入个体道德与群体道德“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怪圈的表现。
桑德尔的致思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第一,如前所述,他主要靠反驳别人来立论,一生都致力批评自由主义,或者说一生都在与自由主义辩论。但桑德尔究竟想主张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观,至今也不是太清楚。因为他的政治价值立场转变得似乎太快:早年批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阐释社群主义,接着转向共和主义。
但弱势的共和主义不太承认桑德尔那种强势的共和主义,甚至认为他具有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为此他在《民主及其不足》一书中,着力为自己的强势共和主义主张辩护。由于桑德尔强调共同善,但对共同善缺乏深入解释,同时,桑德尔一直强调美德,但却拒绝给人们开出一个美德清单,这样就使得桑德尔的德性伦理学有些模棱两可、难以清晰把握的特点。
第二,桑德尔非常会讲课。他在哈佛大学一个硕大的场馆里面讲《公正》,上千学生坐在里面,被他调动起来,气氛活跃,一起思考公正问题,实属难得。当然,以《公正》这本书来看,桑德尔以这样的论述,就将哈佛大学学生调动得如此自如,让人有理由质疑哈佛大学学生政治哲学思考的智力水平。因为严格说来,桑德尔的讲座,只是大众讲座水平。
我们在大学当老师已久的人都知道,公众讲座必须要稀释专业浓度,掺上社会公众一般的审美诉求的水,才能够成为一杯饮得下去的咖啡。桑德尔关于“公正”的课是挂在互联网上的,可以随意下载。这是他这门课属于公众讲演的明证。这门课的课件,被称为全球点击率和下载率最高的政治哲学课程。确实,桑德尔的思想与表述相得益彰,赢得了众口难调的大学生们的口碑,足以让所有的大学教师们羡慕。
中国人为何激赏桑德尔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公正》这本书的流行,不是因为这本书特别好,而是因其与桑德尔的讲演风格相得益彰,大家乐于接受。任何一个枯燥的政治哲学话题,只要一个讲者活灵活现地将之演绎出来,并且讲得热闹,就必定大大刺激人们灵魂深处对政治理念、政治判断、政治行动的智识热情。
于是,这个书就这么出台了、流行了。加上这本书的中文版是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个出版社比较会推自己出版的书籍,因此,这本书在中文读书界的流行,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广泛流行,所以才有我们在这里的讨论,而对一本限于书斋阅读的政治哲学书籍,专业学者是“不屑”进行公共讨论的。
更需要指出的是,桑德尔在中国特别高的热度,当然还跟中国今天的处境有特殊的关系。无疑,作为一个兼得专业学者和公共话题言说者长处的人,他在东西方社会拥有同样庞大数量的“粉丝”。只不过这些“粉丝”的价值倾向和他们“粉桑德尔”的心理大为不同罢了。
在西方,桑德尔是近几十年来第一个受邀到BBC做哲学专题演讲的美国学者。可见,电台、电视台对他深入浅出的演讲能力抱有不容置疑的信心。但在多元文化处境中的西方社会,这种演讲也不过具有增加多元信息的效用而已。人们不会一窝蜂地推崇桑德尔,走向一个一元偏执的境地。
当然不是说桑德尔来到中国,就掀起了一元化的偏执热潮。但中国人的“粉丝”心态,显然容易将桑德尔当作发泄对现实不满的传导者、抒发正义欲求的传声筒。于是,桑德尔在中国公众中的热度,绝对是西方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也难怪,对处于深度转型过程的中国来讲,政治理论讨论禁忌的存在,确实容易将人们推向西方那些敢说敢言的思想家。既然国人说不得,那么西方人说了出来,管他学理不学理,休论论证成立不成立,一种同气相求的感觉,已经让桑德尔在传播自己理念方面占得先机。同时,国人即使是道说正义问题,也很难有他那么宏大的视野、开阔的触觉、深厚的理论底蕴、高超的传播技巧。这就更是让桑德尔火得不行。
在中国,桑德尔火是火了,但桑德尔火的后果,不一定是中国人所满意的。因为他一场一场讲完了,引发了国人抒发正义之郁闷的热情,但他却无法帮助中国人解决任何道德困惑和现实难题。那些难题,不可能被转换为桑德尔的伦理诉说,国人得自己着手一个一个加以解决。这无疑是桑德尔热之外,中国人必须冷静面对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