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大公报 傅国涌:《大公报》评价鲁迅起风波
1936年10月19日,56岁的鲁迅在上海病故,第二天,具有广泛影响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海版)以大半个版面的篇幅做了报道,有《鲁迅昨在沪逝世》的消息,有《鲁迅事略及其生平译著》,还有日本作家佐藤春夫谈《鲁迅之作风将影响日本今后文学》,在左下角另有一则《悼鲁迅先生》的短评,共配了四幅图片,包括力群的鲁迅木刻像、鲁迅遗容、鲁迅家属合影、鲁迅近照。就是这则不足300字的短评引发了一场风波:
“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风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和那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这篇短评是凌晨看大样的编辑主任王芸生执笔的,按《大公报》的惯例,短评和社评一样都是不署名的。此论一出,上海文艺界一片哗然,守灵的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在报社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编《文艺》副刊的萧乾认为此文攻击鲁迅,犯了众怒,要求报社刊出道歉启事,并向胡政之提出辞职。两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在《文艺》版刊登一篇不署名的悼念文章,作为弥补。
“五四以来,万众青年心灵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10月19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健的战斗的笔,弃我们而溘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深沉的悲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惨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躺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但我们坚信他仍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世界上的,只要还有不甘心做奴隶的人,追随他那坚实榜样,为着贫弱的中华民族搏战下去。”
此文由萧乾执笔,经胡政之亲自修改,带有“社评”性质,再配上司徒乔画的鲁迅遗容,10月26日刊登在《文艺》版的正中位置,用的是大号楷体,对鲁迅做了完全肯定的评价,一场风波算是暂告平息。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28日,《大公报》天津版在《论取缔文艺政策》的社评中对鲁迅就有过类似评价。当时道路传闻鲁迅及一些左翼作家被捕,《大公报》呼吁国民党当局调整文艺政策,奖励保护所谓“左倾”、“普罗”的新文坛,以养成真正伟大的文学家。
文章谈到鲁迅时说,“其作品虽间有讽世疾俗之情感,而尖刻琐细,遗青年以不良之影响。”这个观点和悼念鲁迅的那篇短评如出一辙,都表达了对鲁迅的不满。两天后,《大公报》在1月30日的《读者论坛》刊登玉棠女士《鲁迅被捕的感想》一文,显然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文章称鲁迅是“中国新思想的先进者”,“青年受其思想和人格的感染,而觉醒勇敢起来,若执而问之全国,想来不知有万万的人了。
”“鲁迅之对国民革命,实有莫大之功也。若说鲁迅近年来,对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政府,并不加以赞助,且有不满之表示,然即此亦岂能尽怪鲁迅乎?”
关于鲁迅被捕只是误传,这样的误传有过几次,而鲁迅在上海的租界生活得好好的,熟悉他的曹聚仁说过一句话,鲁迅的晚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
《大公报》一贯倡导的文风和鲁迅是完全不同的方向,鲁迅生前从未在《大公报》发表过文章,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关系。《大公报》对鲁迅的看法从1931年1月的社评到1936年10月的短评,并没有发生变化,那篇惹起风波的短评代表的也不只是王芸生个人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