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著名诗句 欧阳修生平简介

欧阳修出生于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涪城区内),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谥号文忠,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与(唐朝)韩愈、柳宗元、(宋朝)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柳,欧,苏(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北宋欧阳修、苏轼)。

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苏辙二兄弟、苏洵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

创作实绩亦灿烂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其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生平成就

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且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宋词《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

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代表作有《醉翁亭记》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生平概述

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用芦苇在沙地上写字、画画,还教他识字。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

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

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至和元年(1054)八月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嘉祐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

居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公元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卒于颍州,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思想贡献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

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

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局部)

历史地位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

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

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

”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

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

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醉翁由来

《醉翁亭记》中说“饮少辄醉”“年又最高”。

“六一居士”之号由来

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 藏书一万卷,藏金石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三朝言行录》)

虚心求教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

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几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行文求简

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请你们分别来记叙一下此事。”只见一人率先说道:“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

”,最后第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那三人于是连忙请教:“那你如何说呢?”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三人听后脸红地相互笑了起来,比照自己的冗赘,深为欧阳修为文的简洁所折服。

文风严谨

据《宋稗类钞》记载: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其中有这样两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交稿后,他又推敲了一下,觉得不妥,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修改后再送上。来人接过改稿,草草一读,很是奇怪: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仔细研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快马追回的只是两个“而”字。

但他反复吟诵后,才发现个中妙处。原来,改句中增加了两个“而”字,意义虽未改变,但是读起来语气由急促变为舒缓,音节和谐,增加了语言抑扬顿挫的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