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基金会 中国人民大学创始人 吴玉章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原名永珊,字树人

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从此有“延安五老”一说,延安五毛指的是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193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945年11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创办北方大学。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城。1949年4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1949年12月16日,中共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

1950年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吴玉章在校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7年,直到病逝。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吴玉章竭力主张在划“右派”中不要搞扩大化,反对在学生中划“右派”。“文革”中,吴玉章敢于到批斗郭影秋副校长的大会上去公开保护郭影秋。

吴玉章在1966年10月底病倒了,住在北京东四六条的小院里,因无人照顾而跌成腿骨骨折。当中国人民大学内的造反派头头想把他揪回人大批斗以彻底清算17年教育黑路线时,国务院通知造反派说他骨折,这才免过了一场灾祸。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吴玉章患肺炎经抢救无效逝世。

中国人民大学于1983年决定设立吴玉章奖金。奖金的主要用途是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设立特等奖、一等奖和优秀奖,每五年评一次。特等奖每项三万元;一等奖每项二万元;优秀奖每项一万元。

基金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从学校基金专款、吴玉章著作的稿费、吴玉章的学生、校友、社会知名人士和学者的捐赠款、有关企业、社会组织与学术、教育团体的捐赠款。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筹集和管理工作。委员会由社会知名人士、有关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有关负责人组成。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在荣县一个被称为“三荣望族”的书香门第,少年时父母就去世,靠兄嫂抚养成人。他6岁开始读书,13岁到23岁的10年里,先后就读于成都尊经学院,自贡旭川学院,泸州经纬学堂等,后因不满当时腐败的学政,弃学回家。

甲午战争后,吴玉章从新书报中读到了康梁变法维新的言论,深受影响,非常热心新学。每当他二哥从外地寄来一些新书时,他就兴奋不已,到处宣传。他认为中国可以由此得救了。他的身边围绕了一群年轻人,听他宏谈高论,称他为“时务大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吴玉章很苦闷。清末妇女缠小脚的陋俗较普遍,吴玉章劝大嫂别给侄女缠脚:“太痛苦了,以后走路做事也不方便。”大嫂不听 ,硬给女儿缠了脚。吴玉章非常失望,感叹说:“变什么法?维什么新?在自己家里也行不通啊!”他领悟到:在中国改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路。1903年3月,吴玉章离开故乡,去日本留学。当船过三峡时,吴玉章写下了 慷慨沉郁的述怀诗:

在留学日本期间,吴玉章所在学校由于学生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因此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逢元旦,就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1904年元旦的那天,吴玉章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气洋洋地过节,可是来到校园里一看,竟然没有中国国旗(大清国国旗---龙旗)。

吴玉章马上组织所有的中国学生,带领他们找到了校方负责人。吴玉章代表中国学生向校方提出了严正抗议。校方的主任认出是吴玉章,就冷嘲热讽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知道你来自中国,家里没有钱,就从来不急着催你交学费。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给你零花钱用,现在你竟然因为这种小事情就来找学校的麻烦,你怎么能这样呢?”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是很好,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但是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挂不挂国旗是一件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

我宁可失去求学的机会,也不能坐视我们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因此,今天我是准备斗争到底的。”校方迫于无奈,只好承认错误并悬挂上了中国的国旗。

又过了十年,辛亥革命之后,也就是1914年的元旦这一天,吴玉章正好乘坐日本人的船出国。船上挂起了万国旗庆贺,可就是没有中国的国旗(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了抗议,船长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呀!”“不对,绝不会永远这样的。今天你必须把中国国旗挂起来,中国绝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船长看到吴玉章激动的神情,只能屈服,挂起了中国的国旗!

1905年,同盟会组织在汉口谋炸两江总督端方,吴玉章负责对人员进行了培训,并负责在日本购置器材和筹措经费等。但此次行动却因为端方临时改变行走路线而未能实现。

之后,吴玉章等人又计划集中力量去刺杀摄政王载沣(傅仪的父亲),还有好几次暗杀活动,却都失败了

1910年7月,吴玉章冒险潜回北京,营救因谋刺载沣被捕的黄复生、汪精卫。劫狱未成,吴玉章与熊克武、但懋辛、井勿幕同去香港会同喻云纪试验炸弹,赴起义统筹部与黄兴等筹商广州暴动事宜。吴玉章用自己的名义租赁广州莲塘街一处房屋,作为广州起义的指挥机关。

1911年,广州起义时,当统筹部募集到大批款项,必须采购和储备军火时,吴玉章欣然接受赴日购运枪弹任务。向香港运送了五批军火。有一次吴玉章去购运军火,左右两个腋下各挂了千余发子弹,外穿一件日本和服,足蹬一双约四寸高的高底木屐,手上还打把伞。负担沉重,稍有不慎就会屐齿折断。谁知一走出秘密住所就遇见了两个警察,大家都为他捏了把汗,吴玉章却沉着冷静从容不迫地摆脱了警察,把军火安全运到了目的地。

还有一次,一位同志把120支手枪装在一个长不到2尺的皮箱里,引起了火车站管理人员的怀疑。此事如走漏风声,不仅从日本运送的几百支军火有损失,而且起义的密谋也会暴露。吴玉章知道后想了许多办法,居然把皮箱安全地取了出来,化险为夷。

1911年3月27日,吴玉章把最后一批军火运抵香港,随即赴广州参加起义行动。到广州时得知起义已发动并失败,他仍镇静地去一起义机关了解情况。得知实情方返香港统筹部,持黄兴信件回同盟会总部回报赴日采办军需事。后来,黄花岗烈士碑记中称吴玉章为“当日不死同志”。

不久,四川百姓的保路风潮声势浩大,日益高潮。这时,吴玉章受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川,辛亥旧历七月十五日吴玉章回到荣县,正值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带领保路同志军攻打成都。龙鸣剑见到吴玉章高兴地说;“你回来就好了!我马上要上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吴玉章慨然承担巩固后方全责。

在龙鸣剑带兵出征当天,荣县部分劣绅企图联署向清廷告状,诬称经征局被“匪”抢。吴玉章当场痛加驳斥,指出同志军是为国掌权,为民除害,不能称“匪”。他郑重提议全县按租捐款,为同志军筹集军饷。士绅们深知吴玉章在辛亥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吴玉章的凛然正气震慑,不敢反对。

吴玉章解决了同志军粮饷问题。有了经费,吴玉章要求同志军加紧训练各乡民团。只有土枪的民军缺乏军事知识和基本的军事技能,吴玉章决定举办短期军事培训班。同盟会员方朝珍等受吴玉章邀请,从成都来到荣县教练军事知识与技能。

9月25日,吴玉章和王天杰等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群众开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庄重宣告荣县独立。荣县宣告独立,公开揭示了同盟会的纲领,起义军擎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面大旗。声威所及,四方响应。荣县,成为四川南部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荣县创立了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民权政府。比武昌起义早十五天。

荣县独立后,相邻的井研、仁寿、威远等县相继宣告独立。端方领入川的鄂军两个团从武昌出发,与清廷盐务巡防军,会师围剿荣县。造成武昌空虚,引发了武昌起义。

围巢中,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秦载赓不幸牺牲,龙鸣剑误认为荣县失陷,在乐山呕血而终。

此时,吴玉章激励人心,稳定危局。11月21日吴玉章越敌军防线去自贡,又连夜赶赴内江,22日吴玉章和鄂军中的革命党人接上头,约定鄂军在资中县杀了端方,内江党人随即起义。25日,端方在资中被杀。26日,吴玉章等革命党人夺取了内江团防局的武装

之后召开群众大会。吴玉章登上内江天后宫露天大戏台,向数千名群众宣传革命宗旨,宣布革命政权主张,宣告内江起义!革命旗帜迎风招展,群众欢呼声经久不息。

1936年,吴玉章回忆这段历史时激动地说:“我奔走革命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

内江起义后,已知武昌起义成功、清政府呈土崩瓦解之势的吴玉章,连夜东下和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联系。途经重庆时吴玉章主持军政府军事判会,协助整顿纪律,消除反侧,树立革命权威。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南京被民军攻克,中华民国政府已着手在南京成立。吴玉章为蜀军政府代表赴南京,参加全国革命政权筹建工作。

1912年初,吴玉章和李石曾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6月,吴玉章又在成都与朱芾煌、沈与白、黄复生等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四川分会。1916年3月29日,以蔡元培,欧乐(法国人)为正副会长,李石曾为书记,吴玉章为会计,组织了华法教育会。

6月22日,该会在法国正式成立, 吴玉章说:“我非常希望吾国青年目光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信者而力行之。在国家危急中痛自刻责,发奋为雄,以求生存于世界者也。”

1912年初,吴玉章到达南京时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已组建,各部主要官职分配完毕。很觉歉然的居正向吴玉章表示:司局长职还可任选。吴玉章严正地说:“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他把疆理局局长委任状退了回去。在南京,吴玉章参加《国会组织法大纲》、《选举法大纲》的拟定,担任内务部参事和筹办国史馆专员。

由他倡议召开的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往追悼会场致祭,以总统名义追赠邹容、喻云纪、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中将。后来,吴玉章在南北议和声中受孙中山邀请,去行将结束的临时总统府秘书处收拾残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3月15日,吴玉章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时讲话说:“此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革新之声遍于全球,我们国人亦知顺此潮流研究改革。”他又尖锐地指出:“政治不良,政府恶劣,补救无方,人民起来革命,这是应该的。”“谋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社会开一新纪元。”

在“五四”后掀起的勤工俭学热潮中,不但在动乱的环境中为国家培养人才,更为显著的是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刘伯坚、陈毅、邓小平等,就是在“五四”浪潮后,抱着学习新思想,寻求拯救中国之路而相继赴法的。吴玉章等发起和推动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与造就了一批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教育家、科学家。

1924年,吴玉章在成都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之前,他曾资助四川内江青年廖划平等去苏联考察,此时,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秘密地在上海南湖成立了。

1922年春,吴玉章在北京会见刚从苏联归国的王维舟,已有会合同志、组织新政党的想法。他们开始联络青年,成立“赤心社”。1922年8月,吴玉章到成都,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支持校内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活动,聘请共产党人恽代英来高师任教,自己也在学生中宣传社会主义。

这时,信奉社会主义的杨闇公、刘伯承、廖划平和高师学生童庸生等与吴玉章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他们不仅在校内进行革命活动,还派人到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

1924年1月12日,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20多人参加了会议。经过将近3小时的讨论,通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章程和几种决议案,选举吴玉章、杨闇公、刘仲容、张保初、廖划平、傅双无6人为负责人。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后注重工人运动,并支持和组织成都各行业工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会——成都职工总会。

1924年5月1日,成都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和成都团地委在少城公园联合召开了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会议遭受军阀的强烈压制,会后,吴玉章、杨闇公被迫离开成都。吴玉章回到荣县老家,不久即去了北京,见到中共领导人,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童庸生、赵世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玉章感到中国青年共产党已无必要继续存在了,不久解散,不少成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从筹备诞生到解散虽然只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个组织在四川、北京等地,特别是在成都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都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与四川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团组织联系紧密,聚集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分子。

吴玉章说: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立大志;其次是度衡量力。

附 吴玉章在荣县成立亚洲第一个民权政府的时代状况

辛亥革命第一吼--金兆龙 武昌起义第一枪---程正瀛 - 收回路权却不退股金 [ 8433 bytes

2017-04-04 ] 押回上访群众,诱捕请愿群众,屠杀游行群众,导致保路同志军-成立了自己的政权----荣县独立政权-[0bytes

2017-04-04]

辛亥革命第一吼--金兆龙 武昌起义第一枪---程正瀛 发帖者:收回路权却不退股金

辛亥革命第一吼--金兆龙(金品臣) 武昌起义第一枪---程正瀛(程定国)

金兆龙(1889—1933),字品臣,湖北黄冈(今属武汉)人,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正目(副班长) 程正瀛(1885—1916),字定国,湖北省鄂州市泽林大山村人,工程营革命军第二正队五棚正兵

1894年,甲午战败,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初为马厂)编练一支新式陆军,称“定武军”,1895年由袁世凯接管定武军,改称为新建陆军(新军),完全依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聘用德国军官充任教习,还专门成立了由德国人组成的教习处(后改为洋务局)。编制上分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

同时,各省也开始了编练,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江南创设“自强军”,计13营,聘请德国教习,枪械、兵法均仿照欧洲。

1904年,清政府为进一步统一军制,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镇(军区),1906年,改湖北护军营、武建营为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陆军第八镇在武昌,统制是张彪。第二十一混成协(由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各种兵混合编成的独立旅)驻武昌,协统是黎元洪。

常备军平时的编制为每镇辖: 步兵两协,每协两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 骑兵一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 炮兵一标,每标三营,每营三队; 工程兵一营,每营四队; 辎重兵一营,每营四队。 步、炮、工三个兵种,每队三排,每排三棚; 骑兵每队两排,每排二棚; 辎重兵每队两排,每排三棚。

各兵种每棚目兵十四名。 总计全镇官长及司书等七百四十八名,弁目兵丁一万零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名,共计全镇人员为一万二千五百十三名。

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

1910年(宣统二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要求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

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四国银行团。而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

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

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举蒲殿俊,副会长举罗纶。下分四股办事,为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

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

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阳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9月25日,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革命政权。

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

清政府调派清正廉洁支持宪政的满族人端方从湖北带新军两协(两个团,相当于武昌兵力的五分之二)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自己带领的湖北新军斩首),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

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孙武制造炸弹不慎爆炸,起义指挥机关遭破坏,数人被捕,彭、杨、刘三烈士遂遇害。10日晚7时许,清军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带护兵二名查铺至第五棚时,惊见该棚正目(班长)金光龙荷枪实弹,陶启胜一面呼人将金兆龙拿下,一面自己上前摘金兆龙所持枪,金与陶扭打,金兆龙大呼:“再不动手更待何时?”士兵程正瀛闻声赶到,本想开枪,怕误伤金,乃用枪托猛击陶头部,陶负伤摇晃站起还想挣扎逃跑,程正瀛(程定国)举起汉阳造的步枪,对准他,毫不犹豫就扣动扳机,情急之下的这一枪,打中他的腰部。

是为武昌起义第一枪。

这一枪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和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更重要的是,它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

1912年农历二月,胡石庵撰写的《湖北革命实见记》中有一段记述:“众同志闻声哗起,于是有蒋遂杰、王仲烈、程正瀛等各出枪械,一面呼迫全营起事,一面以枪杆击陶脑,陶晕绝,乃整队下楼”。该文是胡石庵于10月11日凌晨,武昌首义几小时后,听取工程第八营朱思武等人讲述工程第八营起事的经过,所写成文。文中明确表述:以枪杆击陶脑,陶晕绝。

工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前往弹压。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阮荣发)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程正瀛即呼集同志占领楚望台子弹库。程正瀛打响了首义第一枪,且击毙了陶、阮、黄、张四人。

随后金兆龙截断军需处电话,,熊秉坤和金兆龙督队取楚望台军械库,金兆龙又带人迎接南湖炮队。金兆龙击碎中和门铁锁,迎接炮队攻打湖广总督府。

原清武昌工程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所写《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一文回忆,武昌首义当天,清军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查铺至第五棚时,惊见该棚正目(班长)金光龙荷枪实弹,欲夺其枪。“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

1914年熊秉坤出访日本时,孙先生曾向在场的人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为某报撰国庆贺词中开头便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后又在《孙文学说》中又写了“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的话,便使“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

实际上武昌首义时孙先生并不在国内,对首义时的具体情况亦不了然。但他是当时举国敬重的“国父”,一言九鼎,遂成“定论”。熊秉坤因为已是社会名人,虽曾一反常态写过和口述过不少回忆文章,不仅要“为孙先生争”是自己打响了第一枪,还极力否定了自己早年多次肯定和赞扬过是程正瀛打响第一枪的事实。而程已早死,自难申辩,故遂成“悬案”。

金兆龙后因不满起义军现状,离队。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授勋章,投附北洋政权,得授“湖北税务缉私队长”的肥缺。曾任湖北督军差遣员兼陆军部候差员、武汉总稽查处侦探员。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被免职,日后一直默默无闻。1933年因病逝世。

1916年,在第二次革命的反袁活动中,因革命派内部党争,程正瀛归心于北洋政府,矛盾激化,被革命党贾正魁诱捕,将他灌醉酒后抛入长江淹死。

熊秉坤在国民党时期任武昌市的市长, 1949后,熊秉坤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辛亥革命50周年,熊秉坤参加了由国务院举办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见到了被他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溥仪主动过来给熊秉坤敬酒,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为盖世英雄,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到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

” 熊秉坤回答,说:“承担不起呀,我们过去式宿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大家择善而从,成了朋友,都做了新人。”

文革中熊秉坤被打倒并被抄家。熊秉坤儿子熊辉2010年9月接受《武汉晚报》采访时披露,父亲一辈子得过无数勋章,但对1913年补授的“勋五位章”情有独钟,一直保存在身边。这枚勋章为银质、圆形,周边有银饰叶茎。文革初期,有红卫兵来抄家,一贯平和的父亲大怒,拼着老命从红卫兵的手中生生夺回勋章,然后藏于老屋的墙角,勋章这才得以保存。

熊秉坤于1969年5月30日在武汉水果湖畔一间普通民居内离世,据《苹果日报》报导,熊秉坤临终前对独子熊辉说:“我死后,你去找省领导,把我的死讯转告周恩来,他答应过,要照顾我的身后事……”熊辉表示,“我那时 40来岁,跟官场没来往,父亲虽然做过省政协常委,但文革已被打倒。

父亲要我去找,我不能不去”,但跑到省革委会(省委)大门,卫兵不知道熊秉坤,经卫兵转告后,湖北省官员请示北京高层,两天后根据指示才对熊秉坤之死发讣告举行告别仪式。

熊辉表示,“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在周恩来那里挂名的,他的后事湖北省都无权决定。”讲述40年多前冒昧闯省委拦车往事,84岁的熊辉称,若是今时今日去省委门口拦官,“不被抓走,也会被当疯子赶走”。